夏威夷大学是东西方比较哲学与比较政治学研究的重镇，在西方中西哲学与政治文化比较领域长期处于领先水平，其中安乐哲和成中英的比较哲学研究代表了西方比较哲学界自陈荣捷以降研究中国哲学的最高水平。田辰山浸润在夏威夷的东西方哲学与文化的比较氛围中前后近二十年，沉潜有得，其融合比较哲学与比较政治学的专著《中国的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体现其多年经营的心得，一言以蔽之——“通中西之变”。

《易经系辞》曰：“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 生生不息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而人间事业的发展来自对变化世界的领会和把握。二十世纪的中国经历了文化上千年未有的大变局，而变易和变通的传统哲学观念可以说贯穿始终。在中西文化冲撞中，如何继续发展古今一贯的文化事业，是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课题，田辰山将此总结为辩证哲学的重新发展。在西方的辩证法（“dialectics”）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中国人一直在寻找一种合适的方式来理解和把握这一观念，而从西方对立的二元思想基础出发，准确地说，似乎中国传统中并没有什么与之完全对等等哲学概念，即使如此，在传统哲学中寻找合理的思想资源的努力不可避免，其中最典型的便是将传统的“通变”思想与西方的“dialectics”进行相互“格义”的努力。虽然其结果可以说使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成为一个广泛应用的名词，但其与传统思想之间的区别也就相应地被忽视。准确说来，西方以对立两极为基础的辩证观念并没有完全等同的对应物，因为中国传统的对立两极观念是彼此依存，无法分开的。当然，从不太严格的意义上，中国的阴阳观念，可以说是辩证哲学的古代版本，其与西方辩证观点的对话在剧烈变化的文化格局凸显了传统辩证观念的生命力。

毋庸置疑，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程是西方辩证法不断中国化的过程，此间，西方与中国传统辩证观念的交锋势不可免。田辰山认为这一交锋的成果就是毛泽东思想中的辩证法观念，他对这一中西哲学贯通的领会可以说是敏锐而且深刻的。毛泽东的辩证观念，无疑是西方哲学的辩证法与中国传统的“通变”哲学思想的融会贯通。但如何理解这种中西文化的会通，西方的诠释者们往往带有过度的解释前见，如把中国式思维方式拉到西方二元论的宇宙论框架之中，从而造成了许多误读。作为一个在西方语境中研究中国思想的学者，田辰山保持着相当的敏感，他批驳了那些强加于中国哲学与思想之上的西方解释框架，认为不从以《易经》为根本的变通融贯的宇宙观和关联式思维方式出发，将很难对中西方辩证思维的融合作较为恰切的理解和把握。在这一方面，安乐哲对中国哲学宇宙论的重新解读无疑是一个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因为他长期以来反对西方将中国哲学经典基督教化的解释倾向，也反对诉诸任何独立或超越的本源，认为应当将中国中国宇宙观看作是前瞻性的（prospective）而非回溯性的（retrospective）才较恰当，其间中国人与世界是一种共同创造的关系，而和谐也由此产生。安乐哲和郝大维合作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解释中国哲学的思想框架，尤其是其关于中国哲学“互系性” （correlative）思维模式的思想方式改变了西方研究中国哲学的固有方向。他们挑战西方的同行，认为将西方传统辩证法的基础，即主客对立的二元论强加于中国哲学的解释就容易犯独断论的毛病，轻易地执着一端，而这恰恰违背了中国传统的“通变”（continuity through change）原则，力图在变化的情境中把握某种不变的因素。固然中国的哲学思考也不能离开对事物的分别和判断，比如认为事物存在对立的“两极” （polarity），如《易经》中的阴阳，《老子》对高低、上下、祸福的理解和体会等，都不得不以对事物的区别作为哲学思考的出发点，但中国的哲人无不强调对立的双方其实是相融不分、互为前提的。“互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即二者之间互相联系、无法分开，彼此的存在可以说是相互决定、相互转化的。如此一来，中国的形上学与本体论跟西方寻求现象背后之本质的“本质本体论”（ontology of substance）大有区别，安乐哲谓之中国式“事件本体论”（ontology of events）。事物不是孤立单独存在的，而是不断迁延流变之中的暂时停驻，是变化之流中的连续性和通达性。

该书对中国传统哲学辩证法的深入解读不仅是哲学性的，而且是历史性的。西方辩证思想的中国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间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瞿秋白等做出了独到的贡献，而且从一开始这一中国化过程就与中国传统的“变通”哲学观相交织。后来的哲人们力图运用中国传统哲学术语来理解和分析西方的辩证法思想，同时也把中国的辩证观点从不同角度加以深化和发展。田辰山对辩证唯物论的反对者张东荪、张佛泉和叶青和倡导者如李达、艾思奇等之间，关于何者为辩证思想的合理诠释做了相当精当的分析和研究。回顾他们的哲学贡献，我们可以说，这些哲人见识的高低无疑要通过他们的理论解释是否适合于当时中国社会思潮的发展和社会现实的演变来体现。在此过程中，中国的哲人不是单纯的理论思考者，社会的大变局无法容忍他们闭门造车，雕琢大而无当的理论体系，而是共同倾向于毛泽东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理论尺度。毛泽东作为一个具体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者，其理论思想可以说最契合于中国社会变革的进程，其辩证观念当是古代通达事物之变思想之高度准确的体现。

毛泽东时期和之后的中国文化界都在力图回应西方文化的冲击，虽然从比较政治学的意义上，关于许多政治词汇的含义经历了重大的变迁，如 “法治”、“理性”、“权利”和“民主”等概念可以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哲学与政治含义，但是通达世变、与时俱进的内在哲学精神并没有改变。政治概念的时代性越突出，其“通变”的哲学意涵就得到更为准确的体现。在此意义上，中国式思维方式可以说造就了天生的达尔文主义者，天演与进化的观念似乎自古就是中国人的潜意识，这与西方至今仍然带有强烈宗教式的上帝创世意味大异其趣。中国文化的前现代意味与西方文化的后现代意味在通达文化之变的角度上似乎相得益彰。

从“通变”的角度出发，我们不能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持续发展分割开来，可以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原初马克思主义的变体，但仍然保持着相当的一致性，这是“通”的应有之义。同理可证，西方那些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异质文化，难以跟中国传统文化相沟通的观点也是短视和肤浅的，因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其实已经与中国传统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沟通，产生了深层次结构性的转化，实现了传统“通变”观念的重塑和新生。在此意义上，“通变”是中国传统文化应对外来文化冲击的内在结构，它显示着民族文化精神的延续性。

由此可见，无论是用汉语谈论马克思主义，还是用现代汉语谈论古代的辩证观，都是中国文化“通变”精神的具体展示。可以说，汉语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变之通，而现代汉语中的辩证观是西方辩证法的通之变。语境的变化是文化交流的常态，关键不在于文字本身的转义性，而在于思想的一致性和变化的张力。这也是文化比较工作的重点和难点所在。田辰山在语境的转换之间保持了独到的清醒和敏感，指出文化背景的差异和交流中的盲目往往是文化互释过程中误读的主要来源。对于今天中国思想界流行的自由主义思潮的泛滥，他不无担心，认为盲目地跟随西方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违背了传统“通变”的文化精神，几乎可以用拔苗助长或东施效颦来形容这类思潮将导致的后果。今天在文化沟通之中，忘却自身主体性和忽略自身话语系统的合理理由的文化思潮，都在忽视文化之间的结构性差异，也忘却了文化“通变”过程中的教训，终将陷入邯郸学步的尴尬境地。

总而言之，“通变”是一种中国传统典型的哲学与政治学意识，它渗透在文化演进的每个层面和每个角落。在今天的中西方文化交汇点上，“通中西之变”显示出其永不衰竭的生命力。这一生命力的承载者是富有创造力的哲人，也就是田辰山这种长期沉浸于中西方文化之中，深味东西文化交融的苦痛的哲人所深思而得到成果所体现出来的思想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