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价值问题反映的比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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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想感谢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感谢国际儒联,感谢安老师给我这个机会。我发言的题目是“从‘核心价值’问题联想到‘不对称文化’、‘自我殖民’及‘比附思维’问题”。

      我是这样一个观点;我认为我们不一定非要用“核心价值”这个观念。为什么不用“核心价值”这个概念?原因很充分,要用理由来回应这样一个我们今天大量使用类似“核心价值”这等概念的思想比附局面。这个局面反映了一个“不对称文化”、“自我殖民”及“比附思维”问题。可以简洁地说,“核心价值”在西方、中国各自“一多二元”与“一多不分”语义环境中一个是超绝主义、二元对立的价值;另一个不是!中国思想传统是“通变互系观”(也即“内外超越”不分——“天人合一”的一个概念)。中华文明是“以一多不分为本、为上”的。也就是,“一多不分”是一以贯之于天下宇宙万物自然观、通变的认知方法、思维方式和“为本为上观”(今天比附为“价值观”)的。我认为,是应当这样的一种阐述。因此,“价值观”说法不合适,它是一种器物观、数术观性质的词汇。而“为本为上”,不是“价值观”,不是一种“绝对”含义。“为本为上”以致“太上”的呈现,不是外在性、“普世性”,而是最佳状态的追求与呈现。

      陈来教授书的对中华文明核心价值的研究,我认为在中国学界,是迄今阐述得最好的、最恰当的,因为他的阐述融入了一个中西比较视野。陈来教授说:“以古代儒家为突出代表,显示出中华文明对仁爱、礼性、责任、社群价值的重视”、“仁爱原则、礼性精神、责任意识、社群本位都是与个人主义相反的价值立场”。以这些为“价值”的中华文明哲学基础主要体现为宇宙观;他指出,与西方近代以来的机械论的宇宙观相比,古典中华文明的哲学宇宙观是强调连续、动态、关联、关系、整体的观点,不是重视静止、孤立、实体、主客二分的自我中心的哲学;从这种由整体主义出发,宇宙的一切都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每一事物都是在与他者的关系中显现自己的存在和价值,古人与自然,人与人,文化与文化应当建立共生和谐的关系。(页1)陈来教授还指出,“哲学基础”或“哲学背景”的含义可以包括较广,他主张从两个方面加以回答,一个是哲学思维与宇宙观的方面,一个是价值观和世界观的方面。(1-2)陈来认为,中华文明的总体框架是持久连续的;这个文明框架不仅包括外在的制度文化形式,也包含制度文化形式背后的观念特性。(3)陈教授的书共四部分,第一部分“中华文明的哲学基础”包括1、关联宇宙;2、一气充塞;3|阴阳互补;4、变化生生;5、自然天理;6、天人合一。很清楚,这是一种比较哲学,这与比较中西哲学阐释学是吻合的。陈来教授这样阐述的恰当性和成功原因就在于它不是二元对立,不是简单附会思维的话语,而是蕴含于中西比较性阐释话语当中的结果。它正是克服了今天流行普遍的简单附会式思维。

      但是,我想说的是,中国情况的与西方比附寻找“核心价值”的难度,恰恰应引起中国学界认真思考长期中国文化、教育乃至社会意识形态广泛存在的附会式思维与话语。值得充分认识的,就是由西方缘起的“不对称文化”认知现象,它是一种比附式思维!陈来老师刚才也说了,像理查兹、葛兰言、葛瑞汉都指出过。安乐哲老师也提出过,我们的汉英词典是个灾难性词典。里面夹杂着“欧洲中心主义”、“文化殖民主义”。此外还有一个更尖锐的词汇,是李瑞智(Reg Little)说的,还有英国经济史学家John Hobson说的,说有一种“intellectual Apartheid”——西方和东方之间有一种思想意识隔离状态,其实这是一种人为制造出来的。听起来有点激烈,但这种东西值得我们考虑。

      还有,自我殖民现象很普遍,它是我们意识不意识的问题,而不是存在不存在的问题。比如美国、中国、印度、日本、韩国等,都不把自己的哲学家当成哲学家,一讲哲学家都是别人的。哲学类书架上找不到这些国家本土思想家的书籍,大学的哲学系也讲的不是自己的哲学家,而是欧洲西方哲学家。这是一个很普遍现象,但是我们在很大程度对这个问题不意识。还有我们的《河殇》,是一种很典型的历史文化自我殖民主义作品,到现在为止没有对它拿出来好好说一说。我觉得它宣扬自我不如人,有一种自惭和自辱在里面,用西方的理论、概念、话语、框架来说问题。它这种东西所根植的就是一种不对称文化比较,一种比附思维泛滥的局面:即把相似(看起来似、听起来相似)视为相同的东西而进行思维和借鉴。

      这样的例子太多。比如对西方的概念、术语、词汇,对用于作为它们翻译的中文,也即,把含有西方概念、术语和词汇意义的词汇,不假思索地对待为在中国语义环境中也是很合适的概念。比如“自由”、“民主”、“人权”、“法则”、“价值”、“市场”、正义(还有我们12个词汇的核心价值)等等,不一而足,统统受比附思维的影响;什么软实力、话语权,没完没了的这些词儿,都是西方的,我们都得重新考虑考虑,要理解理解它在西方语义环境到底是什么意思?只要在西方有一个新鲜词儿,在中国就能用起来,都不考虑这个词的来处和原意是什么?这个是我们非常值得注意的。还有“发展”、“经济”、“政治”、“封建”、“极权”、“专制”、“独裁”、“先进”、“落后”、“道德”等等,这些词汇我们都要好好考虑它们原来在西方语义环境是什么意思,跟中国这个语义环境差别在什么地方,都要引起我们注意。我认为需要郑重指出的就是比附思维泛滥现象。这里要插一句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可以另考虑,它是除外的;这是我的一个观点。感兴趣的话我们可另聊。因为有中国化的过程,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反身于西方(内部批判)的因素。正是我们需要好好认识和正确对待的。

      近代以来,除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一点例外,几乎大多现代话语都是比附性话语,所以可称其为“历史性”比附思维。这一历史性比附思维的最大特点,就是拿西方比附中国,就是拿西方“一多二元”思想文化来比附中国的“一多不分”思想文化,在这种比附过程中产生出要么妖魔化、要么混杂化、要么变态化的观点来。这种思维渗透于我们文化思想生活的方方面面!

比附思维是一种中西文化近代碰撞的特殊思想文化产物,既存在于不对称的(欧洲中心主义以及本土自我殖民的)比附,也存在反不对称的比附中。比如我们中国人说的,中国的文化才是普世的,中国也有普世性原则,中国也有超越,中国也有形而上学,凡是西方有的中国都不缺,反而比西方还要好,有这样的说法。这种说法本身也是一种比附。“比附思维”是一种中国至今没有产生明确意识的问题,是我们今天要好好重视的。

      其实比附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是不恰当的,是导致误解、误读,导致扭曲、上当受骗、误家误国的。朱自清在《中国语的特征在那里》讲过:“两种文化接触之初,这种曲为比附的地方大概是免不了的。”清朝魏源在《默觚下•治篇六》也讲过“其称引比附何尝不托于六艺,夫孰知其误人家国壹至此哉!”比附是害人的。比附思维就是形而上学思维,二元对立思维,个体性思维,把相同视为绝对,将差别视为相对的,将关系视为相对的,将独立性视为绝对的。比附思维是一种不多做思考的思维,是一种懒汉思维,不成熟思维,未经教育的思维,想当然思维。我说的是一般状况,不是一概而论,具体情况有特殊性。比如说“小人眼里无君子”,就是个体性思维,就是比附思维,将自己附会到别人身上,也是排斥性思维;“君子眼里有小人”,就是一种开拓思维,一种“互系性”思维,把别人包容进来思维。比附思维最为突出、最为扭曲、造成混乱的例子,就是把人当个体,把自己看成个体,把别人看成个体,在人与人之间进行比附,这是一个最普遍导致混乱的思维。比附思维是庸人思维,它是依傍、并列——拿不能相比的东西牵强附会,视为相同。

      还有“整体性比附”,也即一切枝节性比附都蕴含整体性比附。你拿一个中国的简单观念跟西方的一个简单概念去附会,而且笼统地认为是同一个东西,这实际上是在整体上把中国的跟西方的整个文化去笼统附会了,脱离了各自的语义环境,而视而不见一边是“一多不分”,另一边是“一多二元”——差别很大,根本性的。

      首先,顺着流行的说法,到中国来找“核心价值”,本身已是一种枝节比附思维,认为个人自由主义文化有核心价值,中华文化也有核心价值,却没有意识到:只有个人自由主义文化才会产生现代价值。只有一多二元思想才会有价值哲学,才会有将市场购物的价值说法概念化,将它变为一种绝对不变的“一”或超绝原则,来对它进行追究。中华文化产生不出西方那种一多二元性的价值观来。所以到中国找价值观也不容易找到。你去找,就是一种简单比附思维。找了半天也是各说各话,众说纷纭,其说不一,找不到一个统一的“核心价值”。另外,西方语义环境的人和人,是“同一”本质的个人,而在中华文化语义环境不是;所以在人与人是不同关系构成、不同做人过程的环境中,“人与人”不是同一的一个“个人”,你来找“个人”,大讲“个人”,必然牵扯了西方对中国意义环境的整体性比附。所以,整体性比附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认为人都是人,没什么差别,衍伸到“东西方都是人”的比附;人都要吃饭,都要有社会生活,中国人、西方人不会有多大的差别。然而其实差别是很大的。这是一种很简单的比附。

      有的做比附还会这样想:人性与神性、超绝与经验、形而上与否、信仰上帝与否、主客分离、分析综合,分类与否,科学与否——对这些范畴,要么说中国缺乏,要么说中国也有,认为在这样范畴上中西的差别,都没什么了不起,照样可笼统讲二者是可以融通的!笼统讲中西方融通,却从来不讲究竟怎么融通,也是一种比附现象;它坚持你必须要说二者是相同、相似的东西;你若要讲差别,它就说你是搞二元对立,是津津乐道二者的分裂。我们在讲比较中西哲学的过程中碰到很多这样的现象。比附实际上就是“去域境化”,是形而上学,拘泥假设。它让被考察或言说的东西,脱离原本所在的文化语义环境,让被比较的东西在脱离本身语义环境的状况去比附。

      西方的概念是比附思维产品,概念性思维是终极性附会思维,因为将所有不同都要附会到一个“一”那里,它是源自独立的个体性的普世性宇宙论。把个人主义推到全世界去,认为人人都是个体,是最大的比附。但是值得提一下的是,中国文化类比性思维不是比附思维。有学者认为诸如用五行比喻五脏就是比附、是不科学,其实这恰好是互系的整体思维,不是这里指出的比附思维,因为比附思维恰是脱离关系、独立个体性思维的比附。一般生活现象的四不像思维,是把单一概念性比附对待为全系整体思维比附,也就是西方学术界常说的“简约主义”或“还原主义”(reductionism)。中国如今“维权”说法很时髦,其实是很严重的比附,是陷入西方二元对立不能自拔。是这样的比附大行其道,走到了中国出现“范跑跑”的困惑,走到“失语”的境地。其实,中国知识界乃至整个社会真是应当启动一场认清比附思维危害的教育运动,让人们好好讨论讨论。否则,如寻找“核心价值”一样,漫天铺地寻找这样那样的普世原则,走到使得整个社会乱象丛生,我们则乱了自己方向,乱了自己步调。

我的发言完了,谢谢。

安乐哲 (Roger T.Ames)

      安乐哲(Roger T. Ames),1947年生于加拿大,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世界著名中西比较哲学家、国际知名汉学大师、世界儒学文化研究联合会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山东省特聘“儒学大家”、博古睿研究院中国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尼山世界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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