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台世纪大讲堂“东西对望”节目“儒学与世界文化秩序变革”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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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9-18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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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高速崛起,已经为世界的政治、经济、秩序带来了根本性的变革,但是世界的文化依然被强大的自由主义所主宰。面对日益深刻的全球性 危机,中国的传统文化或许能提供一些新的思路。


 

凤凰卫视10月17日《世纪大讲堂》,以下为文字实录:

解说:中国的高速崛起,已经为世界的政治、经济、秩序带来了根本性的变革,但是世界的文化依然被强大的自由主义所主宰。面对日益深刻的全球性危机,中国文化会有何作为?儒家文化将为世界提供哪些文化资源?《世纪大讲堂》“东西对望”系列节目,为您解读《儒家中国与变化中的世界秩序》。

田桐(主持人):学术前沿,思想对话,欢迎收看《世纪大讲堂》系列节目“东西对望”。
当今世界正面临着一系列深刻的危机,像气候变暖、环境恶化、能源短缺、恐怖主义、核扩散、收入不均等等等等,人类正处于一个不断恶化的困境之中。近年来中国的崛起,已经为世界的政治、经济、秩序带来了根本性的变革。但是文化上呢?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瑞典科学家汉内斯•阿尔文博士曾经指出人类要能存下去,有必须回到2500年之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那么孔子的智慧是什么?儒学将给深陷窘境的世界带来哪些价值?儒学中国在未来数十年,又将如何影响世界文化?今天呢,我们《世纪大讲堂》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美国著名的比较哲学家安乐哲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田辰山教授来作客,和我们一起探讨《儒家中国与变化中的世界秩序》,欢迎二位。

安乐哲:人类需要哲学性意志来解决困境

解说:安乐哲,美国著名比较学哲学家,现任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东西方哲学》主编、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特聘讲习教授。安乐哲教授的研究范围主要是中西比较哲学,主要著作包括《通过孔子而思》、《希望中国:通过中西文化叙事而思》、《儒学角色伦理:语汇系列》等。同时安乐哲教授还致力于向西方推广中国哲学,翻译了《论语》、《老子》、《中庸》、《孙子兵法》等大批中国经典。其对中国哲学独特的理解和翻译方法,改变了一代西方人对中国哲学的看法。

田辰山,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特聘专家、国际关系学院文教专家、东西方关系中心主任、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研究领域为政治学与比较中西哲学与文化阐释,代表著作为《中国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

田桐:有一个问题特别想问安老师,就是像我刚才讲到的现在的世界充满了很多这样的危机,那么您认为出现这些不安定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安乐哲(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我个人我觉得用英文讲我们可以说我们生活在最好也是最坏的时代,这个我们的日子是最好的,也是最坏的。在一方面我们有全球温室效应,我们有全球传染病的可能性,我们有水跟食品的短缺,在那方面我们现在的情况是一个困境。
在另外一方面,你如果谈发展的话,我们人类的发展,我们现在是最舒服、最有能力的一个时候。所以问题不是在于我们的现状,那个最大问题是哲学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没有一个哲学的意志,一个哲学性的意志是需要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如果谈困境的话,我们需要在价值、意愿、行为有一个相当大的一个改变。

田桐:所以您认为哲学是能够帮助大家解除困境的一条途径,对吗?
安乐哲:对。

田桐:那您也是长时间研究中国文化,比如说像孔子的哲学和智慧。您觉得孔子的哲学和智慧是什么?

安乐哲:简单地说是那个“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我们那个人类,我们现在有一个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An ldeology of lndividualsm。这个lndividualsm(个人主义)是一个虚构,是一个fiction(虚构),没有一个lndividual(个人的)东西。我们什么都是联合(联系)的,什么都是transactional(相互联系的),我们的生活我们在我们皮肤里面,你的文化的生活,你的社会的生活都是互相的,跟别人跟这个世。所以儒学最大的那个智慧是在“关系”这方面。我们要从“关系”开始,而不是从单独的个人的个别性的一个“存在”的起点。
田桐:您研究儒学的文化多长时间了?

安乐哲:我17岁到香港去,我第一个老师是劳思光,是著名的一个哲学家刚刚去世,所以(我研究儒学的)路程不短。头发已经白了吧?

田桐:所以田老师就是我很想问您的就是说,现在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西方的或者是国外的学者来关注到中国的这种古典,或者说儒学的文化?您觉得吸引他们的眼球的中心是什么?

田辰山(北京外国语大学西方关系中心主任):这个因为我们现在处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出了这么多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属于后现代的问题,是吧?举出了很多很多的例子。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在西方,已经没有从文化上,从哲学上可以解决的办法。所以是在这个节骨眼上,从上世纪80年代到今天为止,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科学家、哲学家在转向东方,从中国这个文化传统来找这个能够有用的东西。

田桐: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关注到中国的儒家文化。可是另外一方面是我会发现很多的年轻人他越来越不重视到中国的这种传统的文化或者是思想。现在我们的衣食住行,包括很多年轻人的他的这个价值观都是学习西方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自己反而把这个东西给抛弃掉了,或者说关注得越来越少?

安乐哲:我在北大我教书的时候,有一次一个同事他跟我讲,他说在一方面安老师他来我们北大,他讲他的美国实用主义,学生们有这个机会是很好。可是我个人我觉得他最大的贡献是鼓励年轻的中国人再来看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我们现在是个转折的时候,说的是危机也是转折。现在的年轻人在一方面他们的眼光是要到外国去,要现代化什么的,可是他们自己的文化基础是现代世界需要的一个成分。

田辰山:我认为这个原因实际上跟我们近代以来的这个将近一百年、二百年的这个历史过程是很有关系的。因为我们中国作为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它所遇到的问题跟美国西方那儿的国家它所遇到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我们遇到的问题是发展问题。你要解决发展问题,你就要向西方学习,你就要把西方发达作为一个榜样。你要把它作为榜样,又得把它的文化作为榜样。所以我们进入发展阶段以后,等于是把西方当作一个标本,说一切都好这样一个标本。这种思想影响了我们今天的年轻一代,这个实际上来讲,我们为什么对自己的文化看不到什么好的地方?是因为我们头脑当中的偏见太多了。什么偏见?就是因为近代以来,是吧?这种思想意识的把西方看成是一个什么都好的,西方所有的理念都引进来,用西方的理念来看待中国的文化问题,它必然是把中国的文化看成是扭曲的。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现在年轻人对待中国的文化,其实是很不理解的。

田桐:那二位觉得中西方文化的这种最不同的点在哪里?

田辰山:西方跟中国这个文化主要的特点,其实我觉得最根本的就是两点,就是西方在古希腊最后开始一直到今天为止,那个背后的有一个大的这个思想的前提就是“超绝主义”。所谓“超绝主义”就是认为世界宇宙有一个超自然的、高高在上的那么一个东西,也可以说是上帝,也可以说是绝对的真理,由那个东西来产生了宇宙当中的一切,这是一个东西。由于这个原因,所以产生出来的这些万物都是单个的东西,构成了单个之间的这种个体性、独立性,这是西方思想传统看待问题的两个很重要的特点。要说中国的特点在什么?恰恰中国的特点是没有这两个东西。我们中国人刚才安老师也讲了,讲的是“关系”,儒家讲的是“关系”。也恰恰是中国的宇宙观、世界观,就是把世界万物看成都是联系在一起的、不可分的。

安乐哲:我们西方是quest for certainty(追求确定性),是追求一个唯一的一个真理,是回到那个原来(本源)。所以宗教有一个完美性、超越性的一个上帝,是我们(的)真理。可是如果谈中国的话是“道”,我们不是追求一个真理,我们要找到最让我们活得繁荣的生活的一个“道”。所以这个Truth seekers(真理探索者)跟Way seekers(“道”探索者)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差异。

田桐:好,那更多内容呢,我们有请安先生给我们带来今天的演讲。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儒家中国与变化中的世界秩序》,有请。

解说:个人主义观念盛行,使得人类逐渐陷入危机四伏的困境,面对日益严重的全球性危机,人类急需从思维方式上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儒家传统能够为世界提供怎样的文化资源?中国将为变化中的世界秩序做出什么样的贡献?《世纪大讲堂》《儒家中国与变化中的世界秩序》正在播出。

安乐哲:非常感谢。正如我刚才所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最好也是最坏的时代。一方面我们有那么多问题全球变暖,如果你生活在夏威夷,它是确实存在的。传染病蔓延、食物和水的短缺、核扩散、全球恐怖主义等,所有这些糟糕的事情。另一方面,我们有科学、技术社会理智来解决这些问题,可问题是我们需要思想上的一个革命。年轻一代已经开始了解,他们必须以一种不同的方式生存,如果他们想让世界持续下去,为了他们的孩子以及他们孩子的孩子。
我们所面临的这些紧迫的问题,有四种情况。第一,人类是该受谴责的,这些问题中很多地方都是人类留下的足迹。第二,这些问题是没有国界的,不论你是中国人、美国人、英国人还是南美洲人,传染病(这些问题)到处都有,是影响到每一个人的问题。第三,我们所面临的这个困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如果不解决所有问题,单个问题是得不到解决的。第四,我们有相应的文化资源来应对这些问题,美国哲学家詹姆士•卡斯对有限游戏和无限游戏做了区分。

有限游戏非常简单,有限游戏就是乐哲和之斌在玩象棋或者扑克牌,在有限的时间里,有有限的规则,一个是赢家,另一个是输家。在一个以个人主义意识形态为主的时代中,我们作为个人是这样行为的,民族国家也是这样行为的。这是一个零和游戏,有赢家、有输家。无限游戏是很不一样的,无限游戏是乐哲和之斌都尽最大的努力来搞好这个班级,让它最后产生最好效果,让每个人都受益。

这取决于我们要加强彼此关系,齐心协力面对同一问题,理解我们该怎么做,以使我们按照自己能力把工作做得最好。这样做圆的不是一决胜负,而是共赢或变输,必须要加强彼此关系。当我们这样去思考国际事务时,如美国和中国,确实需要抛弃到零和游戏。你输我赢的观念,就解决当今的世界困境来说,我们要么是共赢,要么是变输。

儒家传统,可以为我们提供什么呢?它对个人主义理念是个很大的回应。个人主义在它那个时代是有解放性的,个人主义在它那个时代将奴隶从压迫中解放,打倒了贵族统治。但现在它却变成了替极端自由主义的一种辩护,允许富人拥有他们想得到的一切,而穷人却无所有。允许国家拥有它们想得到的一切,而穷国却一无所有。

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我们看到了亚洲的崛起。以APEC(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为例,APEC(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立于1989年,此一时期内组成APEC的21个国家的贸易增长了400%,GDP翻了三倍。我们生活的世界在经济政治秩序上,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问题是世界的文化秩序,也会变化吗?如果世界的文化秩序也将变化,儒家传统的贡献会是什么?

安乐哲:儒家关系性理念应贡献于世界秩序

我认为儒家传统的贡献将会是它的“关系性”的理念,以“关系性”为本源的认识。即如果你的邻居做得更好,也是你做得更好。这个观念非常简单,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个互相依赖的世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我们必须得承担起责任,不是仅仅为我们自己,而且还为的是我们对于世界上其他人意味着什么。

中国文化会改变世界吗?在中国我们看到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国学的崛起。这一传统中国学问,每一所重要大学现在都建立了国学院。亿万元正在投入到儒学研究、国学研究之中,中国有一种自信感正在回归。我们不能忘记几乎在两个世纪的时间里,由于帝国主义的原因,由于诸如我们所讲的科学的原因,中国已经落后了。在十七、十八世纪中国和欧洲,是世界科学与文明的发言人。

但是在过去的两百年间,中国落后了。如果我们去圆明园,圆明园后面的一块石头上写着“勿忘国耻”。“勿忘国耻”,我们生活在一个中国正对那块石头上的字做出回应的时刻,中国正在说中国的未来将会是一个中国的未来,我们需要国学来理解我们自己和我们自己的传统。然后我们可以用它来创造我们自己,并对世界做出贡献。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目前中国在修身、齐家方面没有问题,那个治国也越来越好,可是我们还有平天下的需要。所以中国能够对正在变化的世界文化秩序做出什么样的贡献?这的确与儒学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要理解儒学是什么,事实上中文的儒学是与一个社会群体分不开的。

“儒”是在商代开始,创造青铜器的那群人,青铜器在早期中国传统中改变了人们生活的美感。儒学必是与礼相关的,它是将人的动物本能、将人日常的生存,提升为优雅、有美感的东西。“儒”是我们在我们这个年代,我们就是“儒”,在孔子六十代人之前就有“儒”,孔子八十代人之后也是“儒”。“儒”就是人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关切。

有时会显的较为思想体系化或较为教条化,又有时佛教和道教也会夹杂进来所以儒学不是固定的思想体系,不是一套理念,更不是教理问答。儒学是一种在世的方式,它认为我们有责任去继承前人传给我们的文化,有责任去理解这个传统,去丰富这个传统,并使用这个传统里解决我们当前的问题,并使之传承到下一代,去告诉他们也这样做下去。

去年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任教一个学期,新加坡称自己为“花园之城”,那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国家。他们有一个穹顶形(的地方),里面是一个植物园。当你进入并参观这个植物园时,就发现它真是对环绕于人类经验周围的自然之美得颂扬。但是当你在那里玩了两个小时之后,走到出口处,那里播映着一个令人惊恐的纪录片。纪录片中有一个时间表,它说如果我们再不改变,再像今天的为所欲为下去,地球温度将在四十年内升高3度。更糟的是如果我们继续这么发展下去,到下个世纪地球的温度将会升高5度。地球上有没有生命了,生命形态将会全部消失。

你可以说这是危言耸听,但是如果我们在事情发生之前不面对这种困境,那么就再也没有时间去解决它了。因此我们得做什么呢?我们得利用我们所拥有的文化资源,用它们来回应当今时代所面临的紧迫问题。儒家传统,也包括道家和佛教传统。作为这一部分的世界文化,已经大体上被忽略二百多年了,它应该有其一席之地。

我现在不认为在当下儒家对一切问题已经有答案,我不认为这是我们谈论的话题,我认为我们谈论的是这里有文化资源这个事实。它表现为一种思维方式,使得这种宇宙论,这种传统可以用来应对我们时代的问题。因此我认为儒家将对不断变化的世界秩序做出重要的贡献。

解说:在西化的浪潮中,个人主义成为了全球拥抱的价值。但是在后现代时代,中国急需回归自身的传统。中西文化中对人的理解有何不同?从家庭出发的儒家角色伦理将对世界产生怎样的影响?《世纪大讲堂》《儒家中国与变化中的世界秩序》正在播出。

安乐哲:也许一个理解问题的方法是不同的对“人”的概想,就是这里我用个人主义这一理念意识形态与儒家思想的“人”是什么意义进行对比。“个体性”的理念在西方哲学传统有很深的根源,个体人灵魂不朽的概念一直可以追溯到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的《斐多》、亚里士多德的《论灵魂》奥古斯丁等都有这些观点。我们不能成为有道德的,除非我们具有个体化的道德意志,洛克讲我们如何通过投入精力和物力来创造财产等等。

我们来到了一个时代,我们以一个“超级自我意识”的个体生存着,这正是我们认识自己的错误方式。这并不仅仅是西方人采用的一种信仰结构,在亚洲的城市精英,亚洲国家中的年轻知识分子,他们的语言已经因为利用西方现代性词汇被演变了。他们拥抱这些理念的价值,成为自己的思维方式。因此确实要回到原来的传统,去寻找另种强健的选择,来替代这种“独立的”、“理性的”、“自立的”、“可证明为正当的”、“利己的个体人”的概念。

这种“人”的概念是置于家庭和社群之中的,是把自己理解为在所生存的社会的角色身份和关系构成的儒家传统。在“什么是人”问题上,给了我们一个叙事性理解,“人”就是一个故事,“人”就是作为一种生涯而发生的事情。“人”是一个“场域”的自我,一种对我自己的认识方法,人不是我是居于日益令人失望的肉体之中的一颗“不朽灵魂”。

另一种对我自己的认识方法则是我是邦妮的丈夫、田的教授、奥斯顿的父亲、盖尔的邻居,我是我生存世界里的不同关系中的不同角色。如果我把这些关系角色都做好,那我作为一个人就是有个性的了,我会变得独特了,如果我确实把它们都做好。

因此什么是儒家传统可以给予我们的东西,它给予对个人主义的另种选择,这是儒家思想对当今世界所能作的贡献之一。从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转到对另外一种选择的理解,对这种转变理解的一种方式,就是认识到这一事实在对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进行比较中,我们依靠西方传统来提供理论与概念化。我们所做的是用鞋拔子,把中国传统硬塞进某种中国本身并没有的概念结构和理论结构。

安乐哲:“和而不同”是中华传统一大奇迹

我们很习惯地会问,孔子是“德性”伦理学家,或是功利主义者,还是康德主义的义务论者?但是我们不会问亚里士多德是儒家、墨家还是法家。我们常习惯地问,墨子是主体,还是行为、功利主义者,但是我们不会问约翰•S•密尔是不是墨家。因此这里有一种不对称的比较,因此我试图要做的就是清楚表达儒家传统中的这种“人”的概念,以此来阐述我所称的“视点-视域”的“人”的概念或者儒家角色伦理学。

它起源于这样一个事实,生活简单说就是关系。我们所做的一切身体的、社交的、文化上的都是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物事是作为个体完全独立的。当杜威被问到你为什么说“关系”是人类经验的本质,你的论据是什么。他说没有什么论据,本来就是如此。如果你同意“关系”,作为人类经验本质的根本性,那么我们作为人活着具有的角色如作为儿子、祖母、教师、店主等,我们作为人活着具有的角色简单说就是约定俗成的众多联系。

是什么“关系”构成着你的生活,我是一个女儿、一个学生、一位同学、一名教师等,你活着的角色简单说已约定俗成,而且含有规范性力量。儒家传统建议我们回到日常经验,利用日常经验作为我们的观念、生存和角色的依据。当我们问“善”(“好”)是什么时,我们有很多好的饭菜、很多好的朋友、很多好的经验。“好”并不单指一个东西,而是非常复杂存在于人类经验的具体叙事之中的关系是人类经验的天然条件。

但如何产生社会理智,让关系在我们想要的蒸蒸日上的家庭群体中富有成效、富有意义、达到最佳,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儒家文化。儒家是以家庭为中心的传统,我们必须回到这个传统,而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在某种程度上,稀释了家庭的力量。以此作为一种机制,或切入点让我们作为“个体”,是有道德能力的人,我们必须回到以家庭为中心的思想。

因此儒家能提供给我们很多,当面对一个正变化的文化秩序,中国的信仰将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问题是世界将对这种资源机遇做出怎样的反应。正如我常讲的,作为理解我们与儒家到底是什么关系的一种方法,那就是我们不会说贝多芬只是德国人喜欢听的,贝多芬是属于世界的。贝多芬更宏大了,更深刻了,因为贝多芬是世界音乐了。我们正在一个时代的节点,那就是儒家。还是仅仅局限在唐人街,儒家思想仍还是某种遥远的、奇异的、与我无关的东西。

从西方关于文化资源的思维方式来讲,我们需要文化资源,用来对世界作出改变。所以世界正进行一场运动,每个人都在作出自己一份有限的贡献。今年10月,一些中国最为著名的儒家学者将要来到夏威夷,与来自日本学界的、来自越南、韩国、欧洲以及美国从事儒学研究的同行们,一起在夏威夷大学召开世界儒学文化研究联合会成立大会。目标不是浪漫式地推行一种意识形态,而是要说这个世界应该以一种评判的方式,更好地理解这些国家所拥有的很不同的儒家文化资源。中国不是日本,不是韩国也不是越南,这些独特的文化之间,在我们所处时代是存在很多张力的。

但或许这些文化,可以找到一条规矩,回应那些问题,而不是以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视角,谈论这些问题。一种“零和”思维方式,对待这种存在多个方面的局面。所以回到开头,我们正处在一个时代,正面临严重的危机。我们需要尽我们所能,以全部人类资源来处理那些问题。我们有科学、有技术,但我们没有哲学意志来做出改变。这些资源在哪里?它们当然在一个重要程度上,在西方文化传统的一个系数内,但儒家传统中也有可用的资源。智慧要求我们的是我们要对所有资源,对所有人类文化都进行充分的利用。谢谢。

解说:为了应对21世纪的各种挑战,儒学应该与其它文化传统相融合,成为世界性的文化资源。以关系出发的儒家文化,是否会导致只讲关系不讲原则?《世纪大讲堂》《儒家中国变化中的世界秩序》正在播出。

田桐:非常感谢安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演讲。我们同学们也有一些问题,想和您进行表流,好吗?

安乐哲:好。

现场观众:你好,我的名字叫雅各。安乐哲教授,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做了一场富有启发性的讲座。我有一个非常简短,也许是非常简单的问题,当你讲到国际社会需要如何行动,如何思考才能有效应对21世纪的挑战时,我不禁想到欧盟在做的事情,民族国家正在试着放下它们的分歧,去创造一种局面。那就是当我邻居变得好起来,我也会变得好起来。如果是这样,当我们看今天的亚洲时,看到不少国家之间像日本、中国,还有朝鲜半岛,以及中国南海都很紧张。我的问题是在当今时代我们欧洲人,是否比我们自己所想的更儒家?或亚洲也许太西方了?

安乐哲:谢谢,雅各,很好的问题。首先我想说的是正如我经常提到的我们不应该叫中国为“中国”,而应叫它“中洲”,如“欧洲”或“非洲”。中国是一个“大陆”,在北方我们会说你到哪里去,在南方则是你到哪里去(广东话),这些语言都不同。似乎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就做了今天的欧盟正尝试做的事情,就是把一个洲组建到一起。

因此,我认为中华传统的一大奇迹就是“和而不同”这种理念,就是所有不同族群的人们都能够在一起。想想南方人在身体语言和方面都比较独特,而广东人和北方人不同体态、不同生活方式。这个世界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做着一种CU中国联盟的实验。这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而且具有持久性。伴随历史也有持久性麻烦,但是也有一种健全性,历史的健全性。
我为此感到很高兴,我认为欧盟在做的在世界是个表率,希望它能够克服诸如经济和政治的各种不同挑战。很简单,我们必须去学习儒家,就像贝多芬去学更大更深更具世界性的东西,进而变为世界性文化。儒学也一样,也会变得不同,而且儒学本身已经变得不同。我们看到它传到韩国、日本、越南等国家,就已经变得很不一样的东西,融入其文化传统。当它在西方文化中有一席之地,在西方文化中发挥作用,也会是一种不同的儒学。

现场观众:现在有些观点它认为中国现在有很多不正之风,比如说腐败、拉关系走后门,说这些都来源于儒家文化。

田辰山: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为什么非常好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出的问题太多了,是吧?把关系当成生产力了。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如果把这个关系当成生产力的这种说法,说成是儒家的那个思想的来源,我觉得这个对儒家是非常不公平的,而且是一种很可怕的误读。我觉得儒家的思想,它讲关系,讲的是一种当然关系。
什么叫当然关系?当然关系就是一种自然的、一种天然的、一种应该有的。比如父母和儿女之间这个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当然的关系,不是一种人为造出来的关系,而是一种自然的关系。儒家的思想是在这种合情合理、应该的、当然的这种关系上发展起来的这样一套中国式的哲学。这个哲学恰恰是反对那样的,我们今天所说的那个关系成了生产力了。这个不能扣在儒家的头上,我们不能搞错了,不能搞错了。

恰恰儒家给我们一个非常的思想内涵的东西,就是让我们通过儒家的东西来分析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关系。是拿着关系当作一种手段,去推行自己的个人的东西,把关系变成本来是双向的关系,互相对待的关系,变成了单向的,为了某一方的个人的利益的关系。这是一个根本的转变,是吧?所以我们今天不能因为我们今天出了一些社会上的腐败问题,就认为这是儒家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太不公平,这样去理解是很可怕的。

安乐哲:我来加一句,还有一种对这种腐败的理解方法,当你想到如义利之辨,是儒家传统的一部分。我们所说的腐败其实是源于由亚布拉罕个人主义的,腐败恰恰是与适当的角色与关系,是应构成的社会相反的。因此它更是个人主义带来的问题,而不是从关系概念角度来理解人而发生的问题。

田桐: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可见“孝”是儒家哲学的开始,家庭是道德发展的起点,将个人纳入到结构当中的儒家哲学,将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对于全球关系的认识。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不再只是西方个人主义强调的独立的、利己的,而是可以相互信任、相互依赖。也只有如此,人类才能够携手走出危机四伏的困境,和谐共生。中国传统儒家哲学,将为我们提供一个更好的世界的图景。

安乐哲 (Roger T.Ames)

      安乐哲(Roger T. Ames),1947年生于加拿大,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世界著名中西比较哲学家、国际知名汉学大师、世界儒学文化研究联合会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山东省特聘“儒学大家”、博古睿研究院中国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尼山世界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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