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的“和文化”怎样“和”出去?
2017-09-18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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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中心议题为中华“和文化”与“跨文化”传播的关系。其下分议题包括:

1)中华文化缺乏跨文化能力的原因;

2)到底什么是中华文化;对外传播中华文化要传播什么;

 3)“一多不分”是“和文化”的特征:君子有“和”文化,小人有“同”文化;

4)“一多二元”不是“和”文化;

5)“和文化”是具有穿透力的文化;

6)学习比较中西文化的阐释话语,是中华文化的跨文化传播根本能力。


      当今,中国不知道如何把自己文化精神解释清楚,不晓得如何才能让外国人理解自己文化精神;我们正处在一种困惑境地。走出困境,学会跨文化交流、传播能力,是中国人亟待解决的问题。据悉,中国派往世界各地孔子学院的教师,欠缺跨文化能力,成为突出问题。国外环境的文化差异、文化冲突,使不少派出人员患上文化不适应症。国内不少大学建立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开设中华文化传播和跨文化交际课程,但高水平专业教师严重缺乏,高质量课程教材近乎空白,培养的学生仍然不具备能力。另外,目前在中国读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外国留学生,不少人汉语水平没有问题,口语能力有的堪比中国人,但论中华文化知识、文化素养,可及格的,寥寥无几。这种种迹象应足以衬托今天所处跨文化交流和传播的困境,衬托对中国来说,跨文化是普遍感到的十分具有挑战的艰巨事业。从业人员尚且如此,一般中国人恐怕就更不知道跨文化为何物!


一、中华“和文化”为什么会缺乏跨文化能力?


      中国人缺乏跨文化能力,究竟是什么问题?中华文化说到底是“和文化”;可“和文化”为什么让人不理解?“和文化”怎么会缺乏跨文化能力?中国人一心想的是怎么同人家“和”,可别人的不屑态度总是让我们出乎意料。为什么我们“和”不出去?对这个问题,我们一天找不到逻辑,就一天处于被动。


      本人以为,深思起来,这其实不是今天才有的问题,它是与中华文明近现代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作为世界最古老文明,与世界交流,一直是她的渴望。中华文化曾因为西方传教士的纽带作用,在西方产生过广泛、深刻影响。但必须承认,近300年来,中国面对西方在文化方面是陷入被动的,甚至一度失语,不自觉地沦为文化孤岛。问题是出在中国被西方用武力叩开大门时起,西方就一直扮演中国的叙述者,中国沦为西方施展话语权的对象。用西方话语讲述中国,实际把西方自己的一个文化结构加给了中华文化。中华文化放到西方概念和话语中去叙述,其原汁原味文化精神一概被扭曲,变得面目皆非。中国人自己情有独钟的“和文化”,被述说得根本看不出是什么“和文化”,而变得充其量是一种怪异而已。更悲剧化的是中国人从自己话语上也告别自己传统,启用西方概念、话语讲述中国自己,造成“自我殖民”。其实数百年来,中国人数除了只是启用从西语译为汉语的概念、话语,对它原来到底承载和叙述的是什么故事,是深陷在一知半解的蒙昧状态。这才是中国人今天缺乏跨文化能力的根本原因。这理解起来其实一点也不难,用一套不是讲述中国文化精神的语言,我们怎么指望它会有可能讲出中国的文化精神来?我们如不了解西方概念、话语原来承载和叙述的是个什么故事,怎么会有可能意识到数世纪以来我们一直是用错了语言的?所以,中国人的缺乏跨文化能力,实际上首先是来自丢掉和缺乏用来讲述中华文化和中国事务的话语,是由于近现代的启用西方文化话语,用在了讲述中国。


      为什么西方话语就不能讲述中华文化精神?它到底是怎么不能讲?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回答西方话语原本所承载和叙述的是个什么故事。而弄明白这个故事,就是弄明白西方语言、概念、话语蕴含着的西方思想传统独具特色的世界观、方法论、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这样,中国人缺乏跨文化能力问题,就追究到哲学层次了;也即,中国人迄今的缺乏跨文化能力,在根本上是缺乏整体上对西方哲学及其语言的理解。


      中国人近代在话语上告别自己传统,启用讲述中国自己的是一套西方语言、概念、话语,它原本是用于讲什么故事的呢?现在用比较中西方哲学阐释学知道了,这个西方故事可高度概括为“一多二元”;“一”是上帝或者跟它类似的什么一个东西,是假设存在的,它是外在、凌驾一切、非人类可经验的“一”;“多”则指这个“一”完全凭空创造的、一切呈单独个体存在、互无联系的宇宙间“万物”;“二元”是说“一”与“多”(如神与人)之间绝无本质共性、不能相提并论,而只能发生单线、单向“一”对“多”的主宰和对立关系;而“万物个体”之间也是互无联系地孤立与对立关系;另外,“个体万物”宇宙,由这个超然绝对的“一”先验地规定了一个单向单线法则的秩序。原本讲述这样形而上学哲学故事的语言、概念、话语,当用来讲述中国文化精神的时候,是怎样把西方这样一个故事结构加给了中华文化?中国原汁原味的文化精神又是发生怎样被扭曲,怎样变得面目皆非的呢?


      安乐哲指出,最先把中国思想文化介绍给西方的是欧洲传教士。他们为把西方唯一的上帝,实现使中国人变成上帝子民,策略是将中国思想传统附会到欧洲宗教体系之中。结果,欧洲版本的中国思想被叙述为是一套中国亚伯拉罕宗教。由传教士为先驱编纂的词典,“天”是“Heaven”(上帝所在的天堂),“義”是“righteousness”(听上帝的话),“道”是“the Way”(上帝之路),“禮”是“ritual”(教会礼仪),“孝”是“filial piety”(对上帝虔诚),“仁”是“benevolence”(慈善),“理”是“principle”(从上帝而来逻辑原则)等等,都变成了西方宗教或形而上学词汇。结果,中国思想被解释成西方那个体系,但是低西方一等。中国在西方东方主义视野中,是暴君政治、神秘落后、愚昧原始、停滞不前。


      这套语言、概念、话语,被中国人在对西方思想进行翻译过程中启用到现代汉语中来。中国文化精神这样地用西方话语讲述,明显地是导致它在西方的不被理解、不被接受。如果在西方书店里寻找中国哲学,去哲学类找不到,需去“东方宗教”类书架上找。按西方学术分类,中国哲学不够“哲学”(西方哲学“philosophy”是西方独具的以假设形而上学地追求天外知识)。西方大学的大多数哲学系不讲授中国哲学。想学中国哲学需去“宗教系”(Religion)或“亚洲系”(Asian Studies)。其实,甚至北京大学哲学系所讲授的都并非是孔子,而是海德格尔。理解到西方语言、概念、话语讲述的“一多二元”故事,才可能突然意识到,原来现代西方概念,它的汉语翻译与它西语原型含义都几乎无法配上;如“民主”(democracy)意思是追求上帝赐予自由幸福的政治机制;“人权”(human rights)意思是上帝认可的个人行为);“自由”(liberty)是上帝赐予个人绝对自由;“一己主义”(individualism)是上帝创造人的个体性;“人性”(human nature)是人生来固有本质缺陷,命定不变,无塑性可言。


      该是中国人意识到了的时候了,西方语言、概念、话语服务于讲述“一多二元”的故事,这使得尤其是西方学术知识这套语言、概念、话语,没有可能脱离“一多二元”世界观、方法论、思维方式、价值观而具有独立意义;因此用它讲述中华文化精神,不可能不将它扭曲和变形!道理很简单,就因为中华文化精神根本就不是这么个“一多二元”故事!这个“一”和“多”在中华文化精神中都不存在!那么,中华文化精神是什么样的?请注意,是在这样对西方“一多二元”故事了解之后,才让人意识到它这套语言、概念、话语服务的原本真正对象是谁,才会来开始考虑,如用它来讲述中国文化精神会造成什么扭曲和变形。也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才开始会去通过与“一多二元”比照的视角和过程,在反衬之间,恍然发现一个属于中华文化自己的“一多不分”故事。


      中华文化精神的“一”(曰“道”或曰“理”)是自然、社会万物及人之间相通、互变、不断的延续和互系;是因为这样的互系不分而使得万物“浑然而一”;“道”或“一”不是外在于“多”(万物)之外的,而是内在于它们;所以称为“一、多不分”,它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观、方法论、思维方式、价值观故事。所以,如果用西方“一多二元”语言、概念、话语讲述中华精神的“一多不分”,必然造成要把中华文化精神削足适履,强加上“一多二元”价值观和标准,把“一多不分”硬是扭曲成别别扭扭的“一多二元”像,实是“四不像”。只有晓得发生的是这种情况,我们才会意识到,只有拿西方语言、概念、话语叙述“一多二元”故事,对“一多不分”与“一多二元”进行比照阐释,我们才能校正语言、概念和话语,找回与叙述出原汁原味的中华文化精神。只有这时才能谈到具备跨文化能力。也可以说,谈到跨文化能力,首要问题是先晓得中华文化是什么。


二、什么是中华文化? 要传播什么中华文化?


      在中西方哲学比较的视野中,从整体上与西方思想传统对照所认清的中华文化真面目是一个“一多不分”(道与万物不分)范畴的世界观、方法论、思维方式、价值观和语言体系;这是中华文化的核心本质,是应从根本上认识的进行跨文化传播的内容,这也是让不同文化背景人们真正理解中华文化,爱上中华文化,达到扫除国际传播障碍,减少误解的关键之点;这更是作为中华民族对自己文化深刻认识与充满自觉、自信、自强心理的基本点。


关于世界观:与古希腊比照,

    1)传统中国思想的世界不依靠一个超越性“上帝”的观念;

    2)这样的世界是浑然而一(holistic)的、关系的、以人(非以上帝)为中心的,人与人为相互归属性的;

    3)世界不是静止、本质的、不变的,而是变化的、过程的;

    4)没有上帝对自然世界的主宰性,而是万物互系不分性;

    5)没有本质上不变的事物,只有处在关系中的事物;

    6)关系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

    7)世界没有不变的存在,只有变化的存在;

    8)事物和人不是以独立个体为形式存在而是以关系而存在的;

    9)世界不是客观与外在于人的,而是以“天地人”不分、生生不息的。

关于方法论: 

    1)中华文化不是把“人”设想为不可改变本质性的(beings),而是人人是联系不分的“做人过程”(becoming);

    2)不在普世性与个性冲突的假设上叙事,任何个性都不脱离域境;

    3)不在一切个体背后有一个同一本质的假设上叙事,而是任何具体一物都不脱离万物(一多不分)或“万物与我为一”认识;

    4)没有独立个体性的虚构假设,而是凭借依靠万物皆为关系的经验。


      一言以敝之,西方学术考察问题从与经验无关的形而上学抽象出发,从假设出发。任何形式的个人“本质”只能通过社会关系的效果而达到。中国哲学的观点是,所有的人都是可分(过程、一分为二)的人。关键是“可分性”,不是不可分性(个体性)。最重要地,由于儒家思想的核心已是中国人的生活追求,对这一哲学的理解对于研究和理解中国政治哲学有着特殊的重要性。中华文化传统考察问题方法是从某一问题出发,在获得一种与此有关方面网状交织关系的角度上下功夫,既着眼与人的相关又着眼与情势的相关。其实表达这种方法论的常用语应该是:不同意“瞎子摸象”或“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虚构一棵独立树木是长在空中的。


      关于价值观:中华文化不以“一己主义”为价值(随之而来的是自由、平等、理性、自主、一己利益、私人、私人公司、民族国家等等价值),而是以活生生、生命攸关的关系作为价值。前者导致零和的暂时规则,后者关注长远双赢规则。是这样的文化价值、企图和行为导致出不同结果。不是与上帝有关的绝对性原则成为价值,而是人与天地万物的互系不分之道才是中华文化的崇尚和价值;不是上帝为象征的真善美,而是彼此、适当、时中、中庸、适度是中华文化珍惜的难得价值;不是崇尚个体性,而是一种一多不分心场式的关系掌握、和谐、和而不同、天人合一关系才是最大价值;相对于“一己幸福”,“关系融洽人缘好”才是人生的追求(不能让人背后敲我脊梁骨);物质不充分,不患寡而患不均才是价值;针对“竞争”,互助才是崇尚;等等价值,无一不是建筑在或对“一多不分”的恰当适宜关系的珍重上。“忠恕”谓孔子的“一以贯之”之道,可见中华文化的庞大价值体系所融会之的可谓“正道”或曰“恰当适宜关系”核心。


      关于语言结构:中、英两种语言背后各自有自己的文化纱幕。掀开二者文化纱幕,潜在的是中西比较哲学的重要性问题;比如:英文的“everyone”(硬译是每一个一),但是它中文翻译是“大家”,带来的效果是人们以为“everyone”本义就是“大家”。而比较哲学找到的语言结构告诉我们,二者本来在原语义上风马牛不相及。英语“everyone”本义是“不可分个体性”(individuality);而“大家”硬译回到英语应当是“big family”;也即在英语世界要表达人多,说“不可分的个体”,在汉语世界表达多个个人说的是“大家”。英语和汉语反映的是两种不同世界观,英语是一多二元世界观,汉语是一多不分的“心场”世界观;英语反映的思维方式是二元对立义(dualism);汉语反映的是对人与人的互系不分的互系性思维;语言说在嘴里,它的文化意义来自下意识。在这个意义上,是文化纱幕阻绝下人们在内心是分在两个世界里思维。汉语语言结构不建立在假设性形而上学方法论上,而是一种经验归纳性方法论的载体。可以说,印度-欧洲语系为概念性语言,表述静止、不可分的本质、表述单线单向逻辑,是一种西方语系特殊的一多二元、超绝主义、二元主义范畴载体的单一语义语言。而汉语是一种互系性、意象性、类比性、全息性语言体系。语义是通过表达不同意象的偏旁部首和汉字的不同组合和搭配产生互系不分的语义的。


三、君子“和”与小人“同”:“和文化”的核心“一多不分”


      我们找到了,西方语言、概念、话语原本承载和叙述的是个“一多二元”故事。通过与“一多二元”故事比照的视角和过程,在反衬之间,我们恍然发现了一个原汁原味属于中华文化精神的“一多不分”故事。可以说,比照中西哲学的阐释学让我们在与西方哲学比照视野中重新发现了中华文化是什么。这个在对比之中对中华文化的新发现,还不是我们在不了解西方文化的“一多二元”叙述情况下,自己从自己文化内部所了解的那种样子。我们通过比照而得出的以“一多不分”为体的中华文化精神,是比我们在自己传统内部所看到的中华文化,层次更为深远。


      如果说,中华文化说到底是“和文化”,我们可以从以“一多不分”为体的层次,看到中华文化之所以为“和文化”,“和文化”之所以为“和”,全在于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可概括为以“一多不分”为世界观、方法论、思维方式和崇尚观念的文化精神。也即,中华民族以万物之间自然不分关系为其所持世界观之本,为其观天察地、原始反终之法,为其相反相成之辨,为其中正仁和之体。还可说,中华民族将世界视为道,以追究联系(道)为方法,以观变之会通(道)为思维,以正道为价值观。“一多不分”就是一以贯万物之道,正是所谓“中”,其所呈之状是“和”;“和”是中华民族观世界之状,行格物致知之法之状,行互系通变思辨之状;参天地之化育之状;这可简约为“和”世界观、“和”方法论、“和”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和”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关系,意味事物内在联系之不分,意味着中华文化的关怀视点是放万物之间联系之不分上。正是在这点上,它与西方文化精神形成对照;西方文化精神的“一多二元”,恰恰是二元,二元就是任何二物之“分裂”(二分),其状态为各自独立,为矛盾冲突,不存在“和”观念得以产生之本源。


      中华文化是“和文化”,其基于的一个很重要因素,是中华文化精神的价值观,即求“和”;这因为“和”是理想状态。《论语》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的境界是“和”,小人的境界是“同”。为什么小人“同”而不“和”?是因为他求“同”,有了“同”他不在乎“和”。什么是“同”?“同”就是“平等”,就是“你有什么,我就有什么”,就是人虚构出来的“不差”、“一样”;而恰恰小人以为“同”的地方,君子认为是“不同”,是差别;这个不同和差别不是不可逾越的,而是因为互相之间的内在不分联系,是可以“和”的。作为“同”、“平等”在小人眼里,就是“个人平等”、“个人自由”、“个人人权”、“个人财富”、“个人幸福”,一切好事、利益,在前面加“个人”,这就是小人“同”,他们追求这个“同”,他们提倡竞争,提倡冲突是发展的必要途径,他们不在乎“和”,因为“和”会毁掉他们的“同”(利益)。所以所谓小人“同”是什么,就是“私同”、“小同”,而不是“大同”。小人“求同”实际是求“不和”,是求“斗争”,是求“分裂”,是求“社会混乱”和“世界混乱”。


      “和文化”是君子文化,中华文化是君子文化,不是求“同”的小人文化。求“同”文化泛滥,是丢弃君子文化,是丢弃中华优良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君子文化是求“和”文化。君子“和而不同”,是君子不在乎“同”,不在乎“差别”,而认为没有“同”这么回事,所以君子求“和”不求“同”。这是因为求“和”是根据人与人、物与物、人与物之间联系是不分的而求它的时中、适中、得当性,求中庸,求各得其所,求仁。君子不求“同”是因为“同”是虚构的,虚构的念头必然是心理业障,势必一叶障目。心理业障、一叶障目,所以小人不知何谓可为,何谓不可为。而君子求和不求同,恰是由于无虚构之“同”而得以心清目明,知晓何谓可为,何谓不可为;君子所以仁由己出,有所为有所不为。君子之“不同”,谓君子知“不为”。何谓君子之“不同”,是君子知“不同”而“和”。然而有“君子同”;何谓“君子同”?“大同”也。


      大同就是没有虚构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差”、“一样”,而是承认差别、接受多样,而且关怀点在于差别和多样之间的相通、没有界限,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各得其所,各尽所能,就是把“个人平等”、“个人自由”、“个人人权”、“个人财富”、“个人幸福”前面的“个人”统统拿掉,加上“大家”;一切好事、利益,前面的定语是“大家”,是“分享”。这就是“君子同”,是“大同”、是“和”。所以,求“和”与求“同”不是一个概念。求“同”,是求绝对,是求零和游戏,是在独立个体之间人为虚构单线单行关系,求成功、求统治、求同质、求吃掉另一方。求“和”,是求适当,是关怀双方,是在无虚构“独立个体性”现实中着眼于任何二物或二人之间互系不分性,求互相性,求仁义道德,求情理性。在这个逻辑上,常言“求同存异”,去其表面意义,实是求“和”,是求“和”存“同”(差)。有差异才有“和”,不是有异才有“同”。异和“同”是二元对立,是虚构;差异与“和”才是相对的,实在的。


     “和”基于不“同”。合不为“同”,而是至“和”,更基于“不同”。所以,“和”文化的精神是知不“同”以求“和”,以求“和”而知“不同”。这也等于,只有知晓“不同”,才会知晓“和”。求“大同”是求“和”,不是求“同一”(没有差别)。“和”是不分,“不分”亦是恰如其分;“和”其实是分不开的恰当关系。分不开,才是和,恰当了才生物,所谓“和实生物”与“同则不继”。“和文化”是求“和”的文化,求“和”文化也是求“平”文化。公元前774年(周幽王八年),西周末代时的司徒郑桓公与史伯论天下大势。史伯针对周幽王“去和取同”作法,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以他平他”解释“和”为何物。“他”即“不同事物;不同事物且互相联系,各得其所、各尽所能、有序互补就叫做“以他平他”。据此理解,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齐”不是一刀切,而是“治和”,“治国”也是“治和”,“平天下”更是“治和”,都是各种人之间都互相联系,都有个适宜对待,各得其所、各尽所能、有序互补;而不是互不联系,互相排斥,每一“平等”“个体人”都去追求属于“一己”的“同等”、上帝所赋予的“自由”、“权利”、“幸福”等等。


四、“和文化”能与“不和”文化讲“和”吗?


      “和文化”与“不和”文化能“和而不同”吗?应该说可以,但是有条件,条件是什么,条件就是“和”可以给不“和文化”从利益上的考虑是合算的、另一个就是在力量对比上有制动“不和文化”的能力。还有一方面,即“不和文化”是少数人的文化,即使在“不和文化”为主导的社会和文明中,“不和文化”是违反大多数人意愿的。“和文化”叙述的对象,不是少数顽固不化“不和文化”的主导者,而是在他主导下的人民。“和文化”是属于人民的,“不和文化”是属于少数人的,是为自己的私人资本利益和维护私人资本利益的政治服务的。


1.和文化要“和”出去!


      什么叫“和”出去?就是与别的文化形成“和而不同”,尽管文化是多样性的,但要达到“不同”但是和平相处的阶段。但是听起来好听,但是这个逻辑能够建立吗?其实,所谓“和”出去,第一步现实讲出去,要把“和”的精神讲出去,让别人理解我们是“和”而来,不是“斗”而来。怎么讲出去?讲出去,首先要有的是语言,你说中文,人家听不懂,你说外语,外语本身不是讲“和”文化的,你怎么讲?你的中文在文化精神上的含义,是翻译不成英文或者西方语言的。这就是面临的问题。怎么讲出去?


2.“一多二元”不是“和文化”


      “一多二元”不是“和”文化。一多二元是讲个人平等,个人人权,个人幸福,个人利益,个人的一切的。是求“同”的,不是求“和”的,是不承认、不求中华文化式“关系”的。君子和小人怎么和?小人比君子的实力大,怎么和?“和”是有相当难度的。首先是思想难度。“一多二元”范畴是没有“和平”观念的文化,它有“peace”概念,但是peace不是“和平”。Peace 是非战争状态,是和约,是个人层面的互相平和行为,是非暴力局面,是终止动乱和纷争;peace是作为战争和暴力的对立面而言的,不是针对互相联系之关系而言的。是对立面,不关怀从战争到和平(或反向)的过程。peace不是和平,因为“和”与“平”是“和而不同”,是联系不分的关系。


      有了上面“和”与“同”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晰意识到为什么“和文化”的核心是“一多不分”;不分才是“和”;“一、多”只有在中华文化精神中才是“和而不同”的意思,“一”就是“和”,“多”是“不同”。西方的“一多二元”是什么意思?“一”是“同”,“多”也是“同”;“一”对“多”是主宰关系;“多”因为是“同”,都是来自相同的“一”,才是互不联系、独立、平等的,所以也才是对立的、竞争的、争一个谁高谁低,谁成功,谁失败,谁战胜谁,谁统治谁;所谓二元,就是这种“同而不和”的逻辑。“一多二元”必然是“不和”文化的核心,必然是“斗争”文化。任何翻译为美好汉语“平等”、“自由”、“人权”、“民主”的西语原始“equality”、“liberty”、“human rights”、“democracy”都是在对立、冲突、竞争的“不和”意义上确定下来的含义。它们前面都有“存而不现”的定语“一己”(the individual);这个“一己”在西语词汇的本身含义就是“同质”,一种虚构的“个体性”。我们是通过与它的比较哲学的阐释才获得,中华传统的“和文化”原来有个“一多不分”的核心,而原来以这个“一多二元”为核心的西方文化精神,根本就不存在表述“和文化”的语言。


3.“和文化”之“跨文化”-- 与“不和文化”之“和”


      “和文化”做“跨文化”:

    1)就是在语言交流上讲清什么是“和”,讲清中华文化是“和文化”,讲清“和”意味着什么,讲清为什么中华文化是“和”文化,“和文化”的世界观、方法论、思维方式、价值观和语言结构是什么,是如何发端与体现出“和”的文化精神。这是在言语上。

    2)在行动上,示范给它,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说话为什么是“和”精神的,是怎么样去“和”它的,而不是去“斗”它的;

    3)对于我们“和”它,它却“斗”我,我们也不是庸俗地、一厢情愿地讲“和”,而是采取不理睬或者据理力争地“斗”,但这是被迫,目的是为了“和”。


      “和文化”提倡娴熟老练地把握“斗”的战略和策略性,“斗”以“和”以“不斗”为目的,正像汉字“武”,用“武”是被迫、目的是为了“止--武”。以为“和”是一切,是绝对性的,事实上是放弃“和”,是走到求“同”的方向上去了,走到小人文化上去了,这是对“不和”的妥协,不会达不到“和”。


      与“不和”或“求同”去求“和”,不应当否认斗争,而是讲究斗争,以斗争为必要手段。这是不可抗拒的学理逻辑,因为依然没有不同就谈不到和,那么“和”就是要包含斗争,没有斗争,就不会有“和”发生;这是对“和”的简单思维者难以理解的。在这个范畴的求和,“和”是目的,斗争是手段,是结合让步的不可缺少策略。可以说,与“不和”或“求同”者求“和”,是追求,是策略,是技巧,是留有余地,是艺术,是求主动;有主动地“和”是真“和”,失去主动的“和”,是“同”不是“和”,是“同则不继”、是适得其反,是小人文化的“同而不和”!所以,“和”不是不讲矛盾,不是一团和气;一团和气是愚蠢,是安慰自己,前面等着的是失败。“和”是辩证法,是智慧,是生生不息,是不可战胜的。


4.什么是和文化的优势


      “和”文化是有优势的。首先,它是大气文化,是有深度、高度、远度的文化。它是一种辩证文化。所谓辩证文化,不是西方“dialectic”的二元对立文化,而是通变的文化。“和文化”看问题不是单线单向、二元对立,而是全面、整体、域境化、历史地、长远地看问题。它的头脑、心胸和目光不为一时、一利、暂时、片面诱惑所驱动、所一叶障目;始终是清醒、不冲动、不狭隘的、大度的。第二、它是正道文化,正道文化就是注重现实、注重经验,是讲适当不适当的文化,不是讲教条的文化;因此,它是人民性的文化,以人口多数人利益为关怀的文化,本质上是人民性文化,是人民乐于接受和赞成的文化;人民是经验的主体,是最懂得什么是适当、什么是不适当的。第三,“和文化”是正道文化,正道文化,也是大道文化,天下为公的文化。大道文化是上善文化,上善文化的优势就是若水,水的文化是无为无不为的文化,是以柔克刚的文化。以柔克刚之文化是无敌的文化。要以“和文化”去跨文化,去“和”其他文化,这三大优势那一项都是必不可少的。要善于同时发挥三大优势。


5.“和文化”是具有穿透力的文化


      “和”文化的本质决定它是开放文化,具有穿透力的文化,是必然走出去的文化。“和”是文化之体,“跨”为“和”之用;“跨”的能力本质上是“和”的能力。而作为“和”而言的“跨”出去,目前突出方面,也是“跨”的第一步,是“讲”出去。而对“讲”出去而言,讲什么是统领一切的;一切都围绕着和服务于把该讲的东西讲出去。什么是该讲的东西,是核心问题,是精确不含糊的问题。如果对这个问题茫然,一切努力都必得功亏一篑。该讲的东西是什么?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是“和文化”的“和”;是“一多不分”基因的“和”,是“一多不分”这个文化密码;是一多不分世界观、方法论、思维方式、价值观和语言的结构,在数千年历史的历练过程中造就而成的“和”之为一种独具中华特色的文化。也是说,中华世界观、方法论、思维方式、价值观、汉语结构皆是以“和”一以贯之。“和”是“道”、“本”、“正”、“德”、“仁”、“义”、“礼”、“智”、“体”、“理”、“中庸”、“宜”、“适”、“中”、“通变”。讲这些是讲什么?是讲与西方占主导地位文化精神的结构差别、范畴差别、根本差别、整体性差别;一句话,讲的是不同本体,讲这个不同,为的是求“和”而关怀不同,目标在“和而不同”。中华“和文化”之“不同”讲到确切处,就是讲“一多不分”,“和”的精髓是“一多不分”,“一多不分”的神气是“和”,精神是“和而不同”。“讲”是在话语上讲出去,是在话语上“和”出去、“跨”出去,直接冲着心灵方面发生“和”的效应,激活一份亲近感。只要通过语言关、概念关、话语关,让原汁原味的“和”精神去触及到另一颗人类灵魂,“和”效应必然成为灵犀一点而通的亲近感。


五、比较中西文化精神的阐释话语,为跨文化根本能力


      中华文化的跨文化能力,作为讲出去、传播出去,在精确、不含糊地解决了“讲什么”的统领问题之后,关键的第二步,就是要解决什么是进行妥当讲述的语言、概念和话语问题。跨文化能力的这第二大难题,之所以难,是因为它是与那个统领性的难题同路而来。也就是说,如果对于“讲什么”处于蒙昧状态,你也不会有什么可用的话语。另一方面,如果你尚对使用什么话语做文化讲述是含糊的,那么你对什么才是你该要讲出去的文化自然也是糊涂的。还可以说,在你对什么才是该讲述出去的中华文化精髓问题胸有成竹之时,你其实对要使用的话语也已经是心知肚明。这时,你已经了解,中华文化精神的意义,“和文化”的“和”是不能通过向西方语言进行翻译而传达过去的。这是构成中华文化跨文化难度的根本问题,也即,西方语言、概念、话语是不具备对中华“和文化”精神的承载和表述能力的。应当说,比较中西哲学阐释方法论所给予我们的启示是,中华文化精神、“和文化”叙述效果、中国古代人文经典的可读性,不是靠翻译成西方语言,而是靠对中西哲学基本范畴和结构的比照阐释实现的。可以说,让“和文化”插上自己的翅膀,跨文化地飞起来,必然性地,不是别的,而是比较中西文化精神的阐释话语。西方没有“和”观念,没有“一多不分”语言,但是通过西方语言进行“一多二元”和“一多不分”两个中西文化精神体系各自的范畴和结构之间的比照阐释,把双方叙述清楚,是能够做到的。这个途径就是通过中西哲学文化的整体性比照,在比照视野与过程中,让中华“和”文化“跨”、“讲”、“和”出去;在西方“一多二元”和中华“一多不分”的“不和”与“和”的比较阐释中,实现“跨”、“讲”、“和”。西方思想传统中,如果有讲“和”的成分,中华“和文化”就与之“会和”;与其中不讲“和”成分的,就是下棋,就要“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与其“和”的成分,效果是是“和实生物”。与其“不和”成分相求和,则是周旋,是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其中包括求同、求合、求方便利益之策略,也是自然的。无论如何,至少在讲述范畴,是可以做到确确凿凿地将学理阐述清楚的。


      当对什么是该讲述出去的中华文化精髓胸有成竹,当对使用的话语也已经心知肚明,这也是与对世界多文化意识的加强是同一过程。“一多不分”的“和文化”要跨出去,要去交流,要“和”出去,要传播出去,求得别人的理解。必须要有世界多文化意识。也就是要意识、清楚地理解,一多二元的文化是跟中华传统的“一多不分”“和文化”是范畴和结构上根本差异的两种文化。所谓结构和结构差异,就是指它们叙述的是两个不同世界观、方法论、思维方式、价值观的故事,故事及其语言、概念和话语有着鲜明不同的结构和逻辑。“一多二元”与“一多不分”高度概括表述了二者在范畴、结构以及逻辑上的根本差别。有了这种理解,才算是有了对中华文化精神的自觉,才算是具备了世界多文化意识,才能开始寻找多文化“和而不同”的途径,掌握跨文化对话与传播的主动权。


      用中西两边文化的对照阐释,可以扫除文化雾霾。这条路就是,由知彼,而知己;达到知己知彼,以自觉、自信、自强的心理,结束文化自卑心理、困惑和彷徨。中国人走这条路,美国人、西方人也是必走这条路;美国人、西方人需要了解中国,中国需要让世界了解。而西方要了解中华文华,需先了解西方文化自己,为了解自己,必须在基本范畴意义上了解(即了解整体、了解结构,了解西方思想传统一路走来围绕的是要完成一个什么计划);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一多二元”是一个必然的阐释域境。现在你对照“一多二元”,就得到了中华文化的“一多不分”。两边文化的清晰认识是通过彼此的对照阐释,由此,两边获得了互相从自己进行跨文化传播的能力。对两边哲学与文化的对照阐释,可称之“出庐山”;“出庐山”是因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是因为不知彼而不知己。



安乐哲 (Roger T.Ames)

安乐哲(RogerT.Ames),1947年生于加拿大多伦多,国际知名汉学大师、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尼山圣源书院顾问、世界儒学文化研究联合会会长、国际儒联联合会副会长。 他是中西比较哲学界的领军人物,更因翻译了《论语》《孙子兵法》《淮南子》《道德经》等书而蜚声海内外。主编《东西方哲学》、《国际中国书评》,著有《孔子哲学思微》、《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期待中国:探求中国和西方的文化叙述》、《主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研究》、《先哲的民主:杜威、孔子和中国民主之希望》。安乐哲先生曾接受过刘殿爵先生的指导,精通文言文,是当代杰出古典学家之一。2013年,荣获第六届世界儒学大会颁发“孔子文化奖”。2016年,荣获第二届“会林文化奖”。2018年,荣获“文明之光·2018中国文化交流年度人物”;并荣获“北京大学燕园友谊奖”;2019年,荣获“杜威学术学会2019终身成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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