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西文化互鉴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2017-09-18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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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个突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是当今拥有十三亿人口的中国,作为一个东方大国坚定走自己的路,对道路充满自信的重大理论问题。鉴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今天呈现的社会现实以及今天世界格局的中国地位而言,重新理解与阐释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能走上中国化道路,认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关系,具有极其重大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必然与历史契机


      如果对基本历史知识有所了解,而且持有客观的人民性观点,应该不难认识到,20世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致生根开花,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而是属于文化、政治、历史的内在必然性起的决定作用。简言之,马克思主义符合中国政治诉求,符合中国传统对人事、天事的认识。政治诉求,即对一场历史上多次改朝换代那样的社会大革命,对重振中华的需求;对人事、天事的认识,即传统民族精神、文化思想深层次的天道万物观、人生观、道德观、辩证观、崇尚观。而内含于其中可称为主脉与核心的,是人民性,或曰民本观。民本就是天道,天道就是正道;重振中华,就是“大道废、有仁义”,霹雳治乱,使人间重归正道。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几个必然逻辑问题,当不应忽略;其一是,应该看到,马克思主义本是西方思想传统主流的异军突起,它是马克思主义走上中国化之路的内在原因;其二,在数不清的西方思潮一古脑涌入中国的历史背景下,中国人百里挑一,接纳了马克思主义。这次历史性选择,也是自然、必然性的选择,它反映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思想的天然联系;其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遇到的是自然选择,而不是被强势政治力量刻意引进并强加于社会与民众的;它一开始只是少数知识分子的个人介绍马克思主义,之后其整个中国化过程都结合着革命的实践,出现摧枯拉朽,形成自下而上、由弱到强的磅礴气势,最后成功地上升为整个民族的现代意识形态。这一过程皆反映必然性所起的作用。


      更深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比较中西哲学手段是必须的。是在这一比较视野中,人们可意识到,西方不是铁板一块的思想体系,必须一分为二;西方的不少思想不太可能与中国天人之道的思想沟通。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最能与中国对话的部分,有其确凿原因。马克思主义关键地在三点根本脱离西方主流:一是作为无神论,脱离主流的超绝造物神(或唯一真理)本体论;二是申明世界一切事物皆是互相联系;三是承认自然宇宙的本质是变化;此三点与西方主流思想范畴相悖,却容易与中国对话。因为,由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启始,直到启蒙运动确立个人自由主义传统,为西方思想主流的,是奠基于:1)形而上学的超绝造物神(或唯一真理)本体论;2)宇宙间一切皆为形而上学质相的个体性、互不联系、二元对立。出于对这样主流“异军突起”,马克思学说将“人”视为社会性,因而具有鲜明人民性,造成容易与中国对话的政治原因。在中华文化方面,“民本观”作为现代中华思想“人民性”的传统根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具有鲜明人民性的中国现代思想,其根本源自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与中国“民本”观的合拍。


      有理由说,中国近现代革命政治诉求,伴随一个历史契机,在马克思主义那里获得满足;同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政治实践相结合。这个“供求关系”历史大幕是:一方面,西方私人资本力量的世界性进犯(全球化)形势,另一方面是中国的革命向西方寻找“先进思想”;除去数不清的其他西方思想,中国人恰逢其时地遇到对欧洲本身风起云涌工人运动释放影响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一次中国与欧洲联系在一起的历史契机,其中的政治目标紧紧契合为一体:马克思主义“人民性”与中国天人之道“民本观”的相合。现代中国,民本观作为人民性,即鲜明地站在人民大众立场或角度对社会提出变革要求。在欧洲推动、指导工人运动的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与民本观共鸣;二者之联系的自然性,是深厚的。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思想文化的天然联系


      如上所述,西方思想传统自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到启蒙运动确立的个人自由主义基于:

    1)形而上学的超绝造物神(或唯一真理)本体论;

    2)宇宙间一切皆为形而上学质相的个体性、互不联系、二元对立。这在比较中西哲学阐释视域,可概括为一个术语,即“一多二元”;“一”是指形而上学的超绝造物神或唯一真理;“多”是“一”主宰下“宇宙间的一切(含人)”;“多”是以形而上学的质相个体性、互不联系、二元对立为存在形式;另外还表示:无论“一”与“多”之间,还是“多”彼此之间,关系都是单向线性、二元对立的。


      与“一多二元”相对而言,中国的天道万物观可概括为“一多不分”。中国自然宇宙观没有西方形而上学的超绝造物神或唯一真理的“一”,也没有西方形而上学质相的个体性、互不联系、二元对立的“多”。“一多不分”的“一”,是相系不分致使的一切事物呈现“浑然而一”;“多”是指内在互系、呈现浑然而一状态的事物多样性。所谓“一多不分”是“一”中有“多”、“多”中有“一”;“一”与“多”互为必要依存条件。


      在“一多二元”与“一多不分”之间,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彻底否定主流的造物神(或唯一真理)本体论,申明一切皆是互相联系,宣称变化为自然宇宙的本质,恰是从“一多二元”走向“一多不分”的思想形态,所以可称为“异军突起”,所以演变为西方的最能与中国对话的部分。


      马克思主义的走向“一多不分”,与中国思想传统就有了天然联系性。天然联系性致使马克思主义有了实现中国化潜在性,而后与中国天道万物观结合为现代新思想意识形式。言“天然联系”,是区别于非天然、非联系,是就其源自人类经验而非形而上学抽象概想而言。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天道万物观,都是出自人的经验对自然世界的感悟而形成的认识,都不是出自上帝造物(或唯一绝对真理)前提的假设。说二者“天然联系”,除去说二者都产生于人经验,都不含任何人为假设染指,这样的经验是天然的、自然的,同时也是说,由经验所产生出的,都是“人是互相联系的”认识。这点的共同,是天然性,是深层次的精神相通之处;二者因此而可沟通、可融通乃至结合。反之,如果认为存在一个绝对造物神(或唯一绝对真理),把一切(包括人)视为“孤立个体、互不联系的”,那是假设的,非天然的,是从外于自然、以概想强加于人经验的,相悖于天然的。所以,“天然联系”是两点,一是经验的,二是“人是相互联系”、社会性的。


      小结一下,马克思主义演变为西方最能与中国对话的部分,是出自这样的经验表述:“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且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这个原始的、朴素的但实质上正确的世界观是古希腊哲学的世界观,而且是由赫拉克利特第一次明白地表述出来的;一切都存在,同时又不存在,因为一切都在流动,都在不断地变化,不断地产生和消失。”无可怀疑,对这段话听起来最感到舒服的会是中国人!为什么? 因为此处提到的赫拉克利特,是属于古希腊比西方现代更接近中国“一多不分”的世界观。回归赫拉克利特,等于是在深层向着中华天道万物观贴近。


三、从马克思主义到《易经》的“辩证法”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异军突起”,从“一多二元”走向“一多不分”,它的中国化必然集中反映在辩证法智慧的中国化,因而也必然要归宗于中华智慧源头活水的《易经》。《易经》是“一多不分”天道万物观、相反相成/一阴一阳之谓道、通变互系智慧思维的开源之处。总结起来,这个深层次的中国化过程可分为四个步骤:


      第一步:马克思主义的翻译首先是从德文、英文到日文;日文有大量汉字,很多著作是从日文译为中文的。而马克思主义一经译为中文,已然发生转入“一多不分”中国天道万物观的深刻变化;其原有西方形而上学语言的西方含义被屏蔽。如,蔡元培用古汉语翻译“辩证法”,以“静之于动也,有之于无也,盖触处无非矛盾者”等语,对待“contradictions”(纯属动作意义的冲突)。梁启超解读西方哲学,以古汉语“有”、“无”、“成”、“万法”、“则”、“象”等,去对待西语“being”、“Not-being”、“becoming”、“the world of plurality and change”、“law or rule”、“form”等概念。所有这些西语概念,无一不喻意形而上学超绝本体论和一切皆为质相个体、互不联系与二元对立。而转为汉语后,此种喻意,皆被屏蔽。


      第二步:译为汉语后的马克思哲学如仍不易理解,便用中国典故、成语、观念表述,这样,西方概念就都变成“一多不分”天道万物观范畴的内在联系(或曰道)意象语汇。如,瞿秋白将辩证法解释为正反相成、“互辩法唯物论”、正反相成、互变律、互动律、变易互动、矛盾性;许多概念,如规律(law)、动律(law of motion)、线索(clue)、原因(causality)、联系(link)或关系(connection)、逻辑(logic)、影响(influence 或 impact),在原西语表述的是单向线性、二元对立因果逻辑,而现在汉语译词,皆是表述“一多不分”意义的类比联想。


      第三步:一场刻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和中国化运动(以毛泽东、艾思奇、李达、吴亮平、张如心、陈唯实、沈志远等为主要推动者)。艾思奇申明:“中国自己的哲学中有着丰富的自然发生的辩证法唯物论的遗产。这表示中国自己也有着辩证法唯物论的传统,也即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在中国本身就有着思想的根源。”陈唯实从中国古代哲学“探究辩证法的观念”,像郭沫若及其他持同样观点学者那样,他专门撰写“中国古代哲学上的辩证法”;他对中国古代哲学遗产进行整理研究,高度评价《周易》、《老子》、《庄子》的辩证法,指出中国古代“对于辩证法已有相当的发现”。


第四步:毛泽东使马克思主义完全融入中国传统思想语境,大量使用古代典故;提出要与西方形而上学加以区别(包括调整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定律、对恩格斯提出质疑)。在孔子那里,他找到“辩证法因素”;并用“辩证唯物论”解释墨子,提出墨子的“两而无偏”与儒家的“执两用中”是指一种相对稳定的“质”。毛泽东在延安发起一次动员学者整理古代思想,寻找“辩证唯物论”活动。找出一大批“唯物论”、“辩证法”历代思想家人物。这一中国化过程,显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如何由于跟中国思想传统的天然联系,一旦进入汉语域境,即迥然归于中华文化本土智慧。


四、马克思主义话语承载的中华思想内涵


      马克思主义经过中国化,在中国土地的落户形式,大量是对原传统的再阐释与改造;虽不免在表面有些反传统印象,在深层却沿袭、保留古今一脉的天道万物自然宇宙观;同时,深层的沿袭与保留,也换得在一套全新现代语言体系中的弘扬。在这方面,仍有大量细致分析嫠清工作,方能更清楚认识。


      到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什么?在中国环境到底化了马克思主义的什么?是怎么化了的?现代新话语是什么?它喻意的中华文化传统根源是什么?可简洁地说,它是转换视域与话语语境,即由马克思主义的西方视域转换到彻底的中国视域中来;在这里,

    1)就宇宙观而言: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转为与之相近的一多不分中国自然宇宙观;

    2)方法论得之与中国传统的契合机会——作为辩证论的科学方法与《易经》的“观”、“遂感而通”(以及理学之格物致知)不谋而合;

    3)在思维方式上:马克思的探求内在联系与“阴阳之道”、万物变通,皆可归入“辩证观”范畴;“辩证”即是《易经》曰“通变”,即是在万物表面的互不联系状态下,深入格物,发现其间的相系不分,即理,即道,即现在人嘴里说的“规律”;此外,“唯物”论于中国视域,在于将视点放在关系,放在内在联系上;中国的“物”不是不变本质,而是作为过程与事件性的物,是变化的物,充满内在联系的物;

    4)价值观:中国谓“崇尚观”;

        a)“共产主义”有根深蒂固西方来源,但在中国是与《礼运篇》大同(各得其所)社会分不开的观念;

        b)“无产阶级”、“劳动者”是与“弱势”民众、“民本观”联系的;

        c)“阶级道德”对立于西方旧道德与个人至上主义新道德,而在中国是与“得道”(即在人离不开关系、人与人需有合乎正道之关系)意义联系在一起的。

“平等”是由人与人相系不分喻意而来,不是从“个人主义”喻意而来。以“中和”思想为例,它根本表述的是所求之正当关系应达到的状态,仍是社会和谐和人人各得其所之状的大同涵义。然而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语境,它是以“平等”喻意,是从“仁”引申的社会平等;同时“礼”也是“平等”,视为互相尊重与做好本份。有人说:“官,民,士平等为仁;人民安心做好本职工作,造导弹,扫大街无高低贵贱,又同时敬老爱幼为礼。”


      马克思主义从西方视域转换到中国视域来,随之,中国有了一套对马克思主义阐释的现代话语,而它喻意的是中华文化内涵。这样地喻意传统文化内涵的概念与话语,例子举不胜举,如:“为人民服务”离不开“民本”、“大道之行”的思想根源;“民本”可表达为“为大多数人的利益”、“无产阶级利益”、“劳动大众利益”,“一切以国家民族利益,作为自己的根本利益”;“非无产阶级思想”常喻意“小人”趋利;“共产党员”可延伸喻意“楷模”、“君子”,所以要《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做“共产党人”是做“大好人”,要修养,要改造世界观(乃至斗私批修)。好人、英雄不是一时一事变成的,而是平常修养、改造世界观而来的;修养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是尽职敬业;不怕苦、不怕累、持之以恒,愚公移山等,是为人民服务所应有态度。共产党员修养,不是两耳不闻天下事、闭门只读圣贤书,而是胸中时刻装有天下,不忘现实政治;心中有政治即是有“治国、平天下”。修养不是个人的事,不只是“圣人”才做,百姓不必;是人人负责任,关心与参与监督政府,人人都不当小人;而只要不想当小人,任何人都需要修养,需要改造世界观。改造世界观最成功者,就是近乎中庸,“天地与我合一”,可与天地参,可干天下大事者。毛泽东在陕北说服人们联蒋抗日时说:“国家国家,没有国,就没有家,如果不把中华民族的存亡作为第一大任,那我们就不配做炎黄子孙。”这既是马克思主义,也是中华思想文化。


      不必讨厌政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如儒家)的政治理念都不是坏事;只是脱离了这种理念根源的政治,才变为坏事,才变为西方自由主义“个人权力斗争”(power struggle)意义的,才是讨厌的。政治的政,就是正,就是做正事的人、组织、政府;政就是行公道。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政治”,为人民大众利益制定政策和搞社会实践,也是人民民主专政,还是“民本观”,人民利益最大,为人民掌权,或为民做主,所谓“民主”。政治的“治”,就是治乱,治不正;或曰正道。什么是革命?是乾坤不正,大道不行,天下不公,需要扭转,需要疾风暴雨,需要霹雳手段;中国历史周期律性的政治腐败引起起义、朝代更迭;马克思主义讲阶级斗争,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统治。政治大凡有两种状态,仁政、德政是奉天承运;揭竿而起是大乱达到大治,是替天行道。所谓“阶级斗争”,背后的中华文化根源意义,就是不公平、不合理、不仁不义、以强欺弱、就是用钱和权力的压迫;讲阶级斗争,就是承认这种状况,注意这种状况,反对这种情况,反对违反天道的朝廷,是人民要活命;是换一个为民的新政权。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进行的革命政治,就是历来传统话语所说上面这种情况。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简洁理论概括,它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具体实践相结合。今天进一步更深刻阐释这个问题,要讲深层视域,要讲哲学方面的马克思思想在中华哲学文化土壤的扎根、与中华传统世界观、思维方式、价值观的结合,以及以此为基础才取得的在具体实践层次的开花、结果。实际上,这是让马克思主义找到与中国现实政治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内在联系,是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思维方式、价值观、立场、观点、方法解释中国环境的具体问题;与此同时,也是用中华民族精神的世界观、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理解马克思主义。所谓“中国化”,是打通二者:话语上打通,思想上打通,具体实践、政策与策略上打通。


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社会主义中国新文化


      没有比马克思主义更能与中国思想文化契合的西方理论,没有比它更成功地实现中国化的西方文化。“中国化”不言而喻,是化为中国的,先决条件是与中国传统思想相同,不仅在社会操作、运用层次如此,而且整体范畴结构(就一多不分而言)是可以转入中华传统视域与语境的。


      从比较中西哲学视域看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最容易让人陷入教条主义的原因是陷入其西方的语境不能自拔,误导对马克思主义的准确解读。须清醒地提高意识的是,马克思主义因其非是“一多二元“(或曰“走向一多不分”)的,致使它并非是人们流行理解的形而上学、单向线性二元对立“决定论”。


    1.马克思讲“内在联系”,不是讲“规律”。如果甲和乙是内在关系,是说要判断甲、乙,是以它们之间关系做依据的。相反,如果甲和乙是外在关系,对二者判断,是根据它们各自的独立性。在内在关系上,甲和乙是互相决定、互相必然和互相经验的;二者不管谁起变化,对方也必然是个变化。西方语境的“规律”,是“外在性”、绑结的,不是“内在联系”。在马克思眼里的,是充满关系的社会。它是活生生表述在《资本论》的;资本、劳动、价值、商品等等都是作为关系抓在手里的,是作为构成整体的必要因素抓住的。


    2.马克思不是科技决定论。马克思被误解持有“经济永远是前提和起决定性作用”的观点;历史在马克思眼中被理解为是一条单行街。马克思说过“生产是决定性的因素”,但十分明确,在“内在联系”境况上,马克思不可能是“经济决定主义”或者“技术决定主义”。马克思说过:“伴随手工作坊出现的是封建主的社会,伴随蒸汽机出现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但是,马克思的大量著作都批评:没有比持这种观点更糟糕的理论家。放弃单线因果关系,才是马克思向中国提供在哲学上对话的地方。


    3.马克思的科学不是资本主义科技,而是辩证!马克思是将“辩证”作为“科学”的同义词运用的;所以生产才被看作是内部关系(辩证)过程。马克思认为,一定的生产方式或者国家模式,总是与一定的社会国家合作形式相结合的,这种合作形式本身就是生产力。合作方式本身是本质性关系,它确实是规定着生产方式。例如,相比之下,奴隶制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之间,资本主义合作本质则是被神秘化的“自由”。


    4.只有资本主义才有“经济”问题。马克思强调,如果看不到资本主义条件的社会与政治同生产之间联系,比起前资本主义的此种联系是很不同的,将导致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二元对立问题的混乱。马克思勾画了前资本主义那些联系,然而集中研究资本主义。他分析的一个重要部分是说明,只有资本主义才有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二元对立问题。严格说,只有资本主义才有所谓“经济”问题。只是由于此,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是分离的,是由它决定的。


      从20世纪初,迄今整个中国现代,都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它包括中国共产党发动与领导的革命时期,1949年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时期和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自始至终都是进行时的实践与探索。从比较中西哲学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现代中国思想史的主流。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是以观关系为中心的视野、中国的历史、经验和思想文化传统来理解马克思主义,恰恰由于与西方那种决定主义原因观毫无干系而绕过了它,将马克思主义嫁接到中国思想传统的大树,成为现代枝繁叶茂的社会主义中国新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转化,而且是取得社会实践历史性成功的新转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式,就是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形式,二者互系不分,相合则中国昌盛,相分则中国受挫。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社会现实及世界格局中国的地位,发生了天翻地覆变化,面临百多年来空前复杂与严峻局面,中国的视角也好似变了。但如果是清醒的,应该看到的是时代没有变,中国今天的历史课题没有变,中国道路的逻辑没有变,我们仍然是在近代以来先辈们开辟的路上走,享受着他们的福佑,继续着他们未完的事业,应对着现实不断摆到前面的新问题。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过时,而是现实要求我们更自觉地与中国实践相结合,把题目选对、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曾给中国带来光明。今后,光明仍然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途。



安乐哲 (Roger T.Ames)

安乐哲(RogerT.Ames),1947年生于加拿大多伦多,国际知名汉学大师、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尼山圣源书院顾问、世界儒学文化研究联合会会长、国际儒联联合会副主席。 他是中西比较哲学界的领军人物,更因翻译了《论语》《孙子兵法》《淮南子》《道德经》等书而蜚声海内外。主编《东西方哲学》、《国际中国书评》,著有《孔子哲学思微》、《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期待中国:探求中国和西方的文化叙述》、《主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研究》、《先哲的民主:杜威、孔子和中国民主之希望》。安乐哲先生曾接受过刘殿爵先生的指导,精通文言文,是当代杰出古典学家之一。2013年,荣获第六届世界儒学大会颁发“孔子文化奖”。2016年,荣获第二届“会林文化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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