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第十届国际儒学与中华文化师资班于8月21-31日在网络举办，来自厄瓜多尔、澳大利亚、土耳其、美国、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德国、中国、秘鲁、荷兰、俄罗斯等11个国家的81位学员齐聚网络会议，在不同的时空之下聆听和研讨共同的文化问题。

师资班由北京大学安乐哲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田辰山教授担纲。安乐哲教授是世界著名中西比较哲学家、国际儒联副会长、原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一生致力于中国经典和中国文化研究，致力于中西方文化的相互理解和交流。他所推广的“一多不分”与“一多二元”的文化观念，成为理解中西方文化特质的重要话语。田辰山教授是北京外国语大学东西方关系中心主任、国际儒联荣誉顾问，师从安乐哲教授，是“安乐哲儒学大家项目”核心团队成员，长期从事西方政治哲学、比较中西方哲学研究。2011年，在安乐哲、田辰山等专家的共同发起下，师资班正式创办，十年来，他们推动师资班一路向前，从未中断。在安乐哲、田辰山两位教授的担纲领导下，本届师资班还邀请到了清华大学彭林教授、美国洛杉矶罗耀拉大学王蓉蓉教授、北京交通大学孔德立教授以及北京大学赵延风副教授参加，他们分别开设讲座，用“一多不分”观梳理和重新审视中华文化，为学员们带来丰富知识与无穷启发。师资班授课为期9天，前半程用英文授课，后半程是中文授课。课程设置突出用“一多不分”观来认识和理解中国文化特质，内容涉及中国政治、语言文字、思想观念、礼乐文化等方面。尽管大家时空相隔，但交流讨论不失热烈，丰富的思想通过网络相互碰撞，绽放出熠熠火花。

安乐哲、田辰山教授所重视的“一多不分”观，最初是由民国学者唐君毅先生提出，他在1943年出版的《中西哲学思想之比较研究集》中提出七个关于“中国宇宙观特质”的观点，其中的“一多不分”可以说是七个观点中的核心。安乐哲教授接触到该观点，十分重视，将它作为高度概括中国文化阐释域境的术语。

与“一多不分”相对的是“一多二元”。田辰山教师解释说，“一多二元”的“一”，是指凌驾于宇宙之外，高高在上，超然绝对地主宰宇宙本原体的假设推定，如“基督教上帝”或唯一真理。“多”是由“一”创造或派生出的一切独立个体（包括人和物），“二元”是“一”与“多”之间的单线单向主宰与被主宰关系。作为“多”，一切独立个体物之间由于其个体性而独立存在、互无联系，他们一旦相遇，则导致“非此即彼”的对立与冲突，构成单线单向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一多二元”的文化特质是就是“一”的超绝性和一切个体的二元对立性。

相比“一多二元”，代表中国文化特质的“一多不分”是另外一回事。“一多不分”的“一”，是指中国人在自己的文化中，在看待任何事物时，将宇宙自然万物（包括人世社会）视为一切之间都不存在严格界限与隔离的浑然一体，一切的存在不是静止不变的单一个体，而是复杂多层次的不可分关系，正是这种相系不分使得万事万物构成浑然一体。“多”是指万事万物，它们虽然相系不分、浑然而一，但是彼此之间千差万别的特色使它们存在多样性。

“一多不分”就是中国人看待任一具体事物，都将它视为“浑然而一”、与其他万种事物处于联系不分的状态；“浑然”的“一”之中含有万种多样事物，万种多样事物不管多么不同，均同在“一”之中；“一”与“多”互为存在条件。

中西方文化比较常常存不对称性，以西方文化统摄中国文化，或以中国文化语汇来理解西方文化，都是有问题的。“一多不分”与“一多二元”观念的出现和流行，为我们理解中西方文化特质和文化差异提供了一个全方位视角。如安乐哲、田辰山教授所言，“一多不分”是一把解开文化困惑的万能钥匙。在这把文化钥匙的帮助下，第十届师资班用“一多不分”观重新审视了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揭示了中华文化的特质，也揭开了中西方文化的面纱。

一、用“一多不分”观解读儒家经典

学术大师李学勤先生曾说，“国学的主流是儒学，儒学的核心是经学”。由此可见，诸多儒家经典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塑造了几千年来中国人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在此次研习班中，安乐哲教授就《易经》和《中庸》这两部经典进行了中西比较哲学视野的解读。

安乐哲教授认为，“一多不分”的思维方式让中国人对这个千变万化的世界有着深刻的认识和参与意识。伏羲、神农所致力的，是如何有效地将人类经验与自然运行过程相结合，他们通过建构一套深邃的卦象，创造出“文化”与自然之间厚重的不分性、和谐性，中国人的“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就是“一多不分”的共生相互性。安乐哲教授特别重视唐君毅先生的观点：“中国民族没有含超绝意义的天的观念。中国人对天有个普遍的观点：就是天与地是分不开的。”他认为这种经验保留在《易经》中，“易”字在中国文化中的本义就是更化、变革，这部儒家经典所揭示的变化与生生不息的过程，使中国人不仅能实现道德追求，还可以通向宇宙，“与天地参”，形成一种优化共生关系。人与自然之间这种生生不息的共生关系，就要求儒家的人生观是重视个人修身。人的修养，不是把世界与人的经验这两个原本似乎不相关的东西放在一起，而是让他们合一，让他们更深度、紧密地相合，这就是儒家伦理学的基础。孔子在《论语》中提出了“仁”“义”“礼”“君子”等关键概念，提供了儒家伦理学的根本词汇，也提供了个人修身楷模的故事。《大学》则将修身这一儒家核心进行了充分论述。

《中庸》提出了“至诚”的思想，这里的“诚”历来被译为sincerity（诚恳、真挚）或integrity（正直），但是，安乐哲教授认为，在一种生生不息共生关系的宇宙观之下，“诚”更多的是一种人与人联系的纽带，而非简单地保持个人的本性。“诚”是儒家要求一个人“做人”“成人”都要与家庭和社会合为一体，在多维关系中进行“圆成为一体”的过程，正所谓“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无论是相信“天人合一”还是重视修齐治平，这都是中国人创造出来的一种生存哲学，这种生存哲学体现的核心观念就是“一多不分”。

安乐哲教授看到了儒家经典体现出的中国人的生存哲学——互系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因此，他用“一多不分”观带领我们重新读取儒家经典中的信息，中国文化这种“浑然一体”的特质也就呈现了出来。

二、用“一多不分”观认识中国政治哲学

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现代政治思维属于西方文化，但田辰山教授则通过他的演讲，向我们展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一致性，以及中国外交政策中的中国文化思想根基。

田老师认为，我们必须从根本上认识马克思主义与自由民主这两种思想文化流派，而不能一概看作是西方思想。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社会中的人”，而自由民主观点认为人是独立的、单子个体的、互不联系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目的是“人民”——“一多不分”社会中的人，也就是“联合起来的无产者”，而由启蒙运动霍布斯和洛克思想家沿袭下来的“自由民主”理论的价值观则是individualism（落在实处实际上是少数强者的个人意志），以“单子个体”的“我”为终极目标。由此，在哲学意义上，区分出两者分别是“一多不分”和“一多二元”。田老师分析了从古希腊苏格拉底到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们的“一多二元”哲学观，让我们明白了西方思想“一多二元”的历史脉络及其传承性。而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现代产生的从“一多二元”向“一多不分”转型的新哲学观，它传播到中国之后，自然融入到中国文化的“一多不分”思想传统，衍生出来颇具“一多不分”特色的政治哲学流派，而自由民主思想则是严格意义上延续“一多二元”哲学文化传统的思想流派。田老师指出，中国政治术语中常用的“民主”、“自由”、“人权”等词的本义并不对应英文的“democracy”、“liberty”、“human rights”，两者根本不匹配，也谈不上是对应、同义、可以互相翻译的概念。中文的政治术语均与上帝毫无关系，要理解中国的政治哲学，首先就要破除中西政治词汇的旧式翻译，用“一多不分”观来看待中国政治思想。

田老师用“一多不分”的哲学观讲中国外交政策的思想根基，从中国文化的宇宙观、权力观、经济观、不争观等多个方面分析了它们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影响。让人看到了中国外交思想中的“一多不分”观念。我们由此也更加明白，“一多不分”观在中国文化现象中无处不在，用“一多不分”观来理解中国文化很方便，许多未曾参透的问题都迎刃而解。田老师呼吁，我们是时候扫清认识中国文化的障碍了，是时候揭开文化面纱了，找到西方、找到中国、走出庐山，是一条必然的道路。

三、用“一多不分”观理解礼乐文化

清华大学彭林教授毕生研究儒家礼乐文明，尤其擅长“三礼”。在彭老师的两场演讲中，他分别从礼和乐的角度为“一多不分”观做了最好的注脚。

儒家的礼涉及方方面面，礼在政治层面是国家运行的一套典章制度，在社会层面是维系亲情和睦、社会和谐的一套礼仪运作，在个人层面则是实现修身、立德成仁的一套人生礼仪。礼最核心的思想是“敬”，《礼记》开篇第一句就是“毋不敬”。儒家礼教规范了人与人、人与祖先、人与神、人与天地自然的秩序、规范，这正是“一多不分”观的最好体现。在儒家看来，人与天地万物都有联系性，这种联系只有在“毋不敬”的规范之内才能达到最优化，也就是安乐哲教授所说的优化共生关系。而彭老师所研究的礼就是规范这些关系的重要手段。通过“毋不敬”的礼仪，人与人、人与天地均达到和谐状态，达到“天人合一”。

彭老师认为，“礼是中国文化之心”。田老师认为，礼时时刻刻体现中华文化“一多不分”的要义，二者异曲同工。其实，正如彭老师所说的，礼是抓手，是一套切实可行的实践方案。而“一多不分”则是一种抽象的哲学总结，代表了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一多不分”的宇宙观、人生观、价值观全部落实在了具体而微的儒家礼乐文明之中，也全部依靠礼乐文化来推拓。正如《礼记》所言“礼也者，理也。”“礼”背后的“理”正是中国人“一多不分”的哲学观。

彭老师讲到“乐与中国文化特质”时说，音乐是人类特有的文化现象，一个民族但凡其文明水平发展到一定高度，就会出现以音乐、舞蹈为主要现象的文化生活。世界绝大多数民族的音乐，以娱乐（自娱、互娱或娱神）为主要功能，而中国则不然，儒家将“乐”的主要功能定义为教化，它与礼一起，共同构成古代中国教育思想的主体，体现了儒家文化的重要特质。在“乐”文化传统中，“八音克谐，神人以和”是乐的较高境界，追求的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重视万物乃至神灵、祖先之间的互系性。用“一多不分”观来看待这种现象可谓拨开云雾见青天，其背后的哲学观让人豁然开朗。乐教理论将“声”“音”“乐”三分，只有曲调和谐优美、传达儒家道德伦理的音乐才被称为“乐”。“乐”的修身、安邦、类同天地的功能以及“礼乐兼修”的方法，无一不是“一多不分”观的写照。

在中西文化交往中，因为缺乏对双方“一多二元”和“一多不分”文化特质的认识，西方人和现代中国人对礼乐文化都存在着很大的误解。彭老师指出，西方人认识中国礼乐文化时，用基督教的话语体系翻译与之差异极大的中国文化，许多概念被曲解。如将“礼”翻译成“ritual”、“etiquette”等，将“乐”翻译为“music”，这是对礼乐最大的误解。他们的这种误读反过来也影响了一大批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对礼的认识，认为礼就是形式，就是繁文缛节，从而导致近代以来中国人对礼乐文化的刻意抵制。所以，在当今之际，正确认识中国礼乐文化、推行中华传统礼仪极有必要。

讲座中，彭老师把礼乐的由来、关系、重要性等进行了“拨乱反正”的讲解，让人明白了礼乐的真谛，也看清了礼乐文化体现的“一多不分”观。礼乐文化中的丰富内容和深刻思想，都是对“一多不分”观的最好证明。

四、用“一多不分”观学习中国文字

讲好中国文化的首要步骤是讲好中国的语言文字。赵延风老师的讲座《中国语言文字所蕴含的“一多不分”基因》带领我们用“一多不分”观理解了中国语言文字的魅力。众所周知，中国文字博大精深，其背后蕴含的哲学观常令外国人甚至中国人都叹服不已。赵老师从独特的中国文化和历史讲起，总结了汉字的诸多特点，如中国虽有众多方言区，但汉字不随语音而改变，汉字的统一也是国家保持统一的重要因素；汉语语义与汉字不能分离，丢失了汉字的纯拼音就是没有意义的字母，赵元任先生的《施氏食狮史》就是一篇最好的证明；汉字中包含最丰富的信息量；汉字有独特的构词法；等等。汉字的这些特点，深深影响了中国文化的特质。如果仔细研究，则可以发现，汉字的这些特点都蕴含了“一多不分”基因。赵老师列举了“孝”“教”“习”“礼”“王”等汉字，分析了它们背后的造字意义、文化内涵，以及由此衍生出的独特的中国文化。赵老师也从语法和表达等方面，分析了汉语的“一多不分”特质。赵老师指出，中国汉字承载着保持“一多不分”稳定基因的重要责任，它们是“一多不分”稳定基因的重要载体，没有了汉字，中国文化丰富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

赵老师用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方法，展示了汉字与西方字母文字的不同。字母文字虽然只是字母的排列组合，但是每个词都有其特殊意义。对中国而言，如果只有拼音，没有汉字，那么汉语就失去了意义。就构词法而言，中西方也存在很大不同。中国文字有明显的意义显示，比如“猪”的肉是“猪肉”，“羊”的肉是“羊肉，“牛”的肉是“牛肉”，在动物名后面加一“肉”字，意义就变成了动物的肉。而英语则不同，猪与猪肉是两个不同的单词——pig和pork，羊与羊肉也是两部不同单词——sheep和mutton，牛与牛肉也是如此——cow和beef，英语的这类词汇不显示意义关联。诸如此类，还有中国语言文字存在句法的“一多不分”、表达的“一多不分”等语言现象，这些都是中国文化“一多不分”的有力证明。当我们参透了这一文化思维模式之后，用这把万能钥匙，可以解决更多的文化困惑，也可以发现中国语言文字中许多有趣的现象。从语言文字的“一多不分”进入对中国文化的理解，那么对于理解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也就不那么难了。

五、用“一多不分”观参悟更多中国文化现象

王蓉蓉教授和孔德立教授的讲座，各有侧重，内容上也存在一些交叉，他们向我们展示了更多可以用“一多不分”观来解释的文化现象，特别是王蓉蓉老师用大量的中西文化对比来剖析中西方哲学观的差异。

王老师博学多才，她的演讲思维发散，启发甚广。通过王老师的演讲，我们开始思考刚柔理念、阴阳思想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塑造和影响。为什么中国人重视阴阳？为什么中西方对魂魄的理解很不一样？为什么庄子、孟子关注养心、养性？为什么中西方女性有如此大的差别？中国文化是怎样塑造中国女性的？等等问题。王老师展示了疫情期间外国人对孔子的恶搞，她还介绍了西方人对老子的态度，等等。疫情之下中西方不同的应对方式，西方人对中国的误解和偏见，其背后的文化逻辑何在？在“一多不分”与“一多二元”的框架下，这些问题也更容易参悟了。

孔德立教授的演讲《殊途同归：先秦诸子的思想世界》重点讲述了先秦学术从王官学降到诸子学这一历史脉络。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央集权大大衰落，社会结构在发生着剧烈变化，新的社会阶层——士逐渐产生。文化逐渐从王官学变为“诸子百家”争鸣之势。孔老师认为，百家争鸣的最终走向是殊途同归，而为什么到汉代是由儒家完成了思想文化上的“大一统”？这与儒家思想的特质密不可分。我们如果用“一多不分”的哲学观来看待这些历史问题，也就可以理解儒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了。孔老师虽没有明确指出这一历史变化背后的原因，但他启发了我们用“一多不分”来看待历史变局和学术转折。

“一多不分”是一把万能的钥匙，用它来全面审视中国文化现象和当今社会现象，会激发出不一样的思维火花，以此来理解和走近中国，也就不是难事了。

在疫情肆虐、国际形势充满多变与不安的2020年，第十届师资班的成功举办意义非凡。这意味着用“一多不分”话语讲中国文化的开创性事业已顺利走过了十年；也意味着，即使在疫情肆虐的动荡岁月，海内外文化爱好者和传播者依然从未停歇脚步，始终抱有热情和毅力，推动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和互鉴。早在十多年前，安乐哲教授已经指出，不分国界且危及整个人类生存的传染四处蔓延，这个时候搞“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一多二元”是不行的，全人类必须不分人种、不分国界联起手来，搞“无限游戏”，用“共赢”取代“我赢你输”的理念，要传播把全人类视为一个生生为贵的大生命过程、视为一个大家庭的哲学，人类才会有前途。在十年后的今天看来，安老师这一呼吁具有相当的远见卓识。疫情反映出来的中西方国家和民众的心态、应对模式及应对效果，为我们展示了“一多二元”和“一多不分”两种观念之下的社会样貌，引发了世人诸多反思和讨论。这些讨论正暗合了安老师的呼吁。

十年前，师资班从孔子的出生地——圣源尼山启动，初心是让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用安乐哲先生的话来说就是让中华文化“国际化”。在这一初心的指引下，师资班在尼山举办过三届，后来在北京、江苏丹阳等地先后举办，每一期均取得了不同凡响的效果。十年来，师资班培养了英、美、澳、俄、土、埃、韩、印、中等30多个国家的500余名跨文化学者。在此平台上，大家共同研习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促进世界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无论是中国学员还是外国学员，都对中华文化有了更深的理解。十年来，师资班用“一多不分”话语，讲清楚了近百年来对中国文化充满疑惑的问题，包括中国有没有哲学、中华文化对世界有什么意义、中西文明各具有怎样的特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怎样的内在关系，等等。十年来，中国在飞速发展的同时，也正以更加开放的胸怀研究和理解西方文化，以更加理性的态度来重视和传播中华文化。师资班见证了中国和世界的变化，更推动了中国和世界的文化交流与互相理解。在经验累积的基础上，第十届师资班依然坚守初心，继续用“一多不分”帮助世界理解中国，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

当今时代亟需一个容纳百川的世界文化秩序，它需要汲取东西方文化的宝贵资源，发展出互相理解的思维模式。安乐哲教授总结出的“一多不分”与“一多二元”观念，是非常高明的提炼，必将对未来的中西方交流互鉴产生革命性的影响。

【供稿人：赵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