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7日至18日，孔子研究院主办，复旦大学杜威研究中心和国际儒学联合会会员联络委员会协办的“儒学与实用主义对话”学术对话会，通过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会议由孔子研究院特聘专家、山东省“儒学大家”安乐哲教授主持。先后发言讨论的学者有：孔子研究院特聘专家、山东省儒学大家、北京大学讲席安乐哲教授；美国杜威研究中心前主任Larry Hickman教授；美国佛罗里达大西洋大学（Florida Atlantic University）Richard Shusterman教授；美国瑞德福（Radford）大学Steve Fesmire教授；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兰卡斯特分校（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Lancaster）Todd Lekan教授；美国科尔比学院（Colby College）Jim Behuniak教授；上海纽约大学校长、华东师大哲学系童世骏教授；孔子研究院特聘专家、山东省泰山学者、清华大学方朝晖教授；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团荣誉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刘悦笛研究员；孔子研究院特聘专家，安乐哲儒学大家核心成员，北京外国语大学东西方关系中心主任田辰山教授；孔子研究院特聘专家、山东省泰山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温海明教授。

       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副主任、 孔子研究院杨朝明院长在开幕词中说到，中国孔子研究院是研究儒学的专门机构，长期致力于儒家文化与多元文明的交流对话。致力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与世界其他文明一起转化成为世界性的道德与财富。中国的儒家文化与美国实用主义，从根本精神上来说，都是为了促进社会和谐，提升创新精神，帮助百姓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并将知识转化为道德行动和社会生产力。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历史文化传统，近代以来，西方对有着很大的误解。尤其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在世界上发不出自己的声音，过去十多年来，世界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发展，感到无法适应，所以不断出现妖魔化中国的现象。要真正的理解中国，需要理解儒家文明的基本理念。西方思想家说“知识就是力量”，我们还要补充“力量需要方向”。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不器”，就是《中庸》所说的“道前定则不穷”。思维方式标识、代表着价值取向，决定着行动走向。在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中，视荣誉与责任高于一切，兼顾多方利益。孔子儒家十分看重的正是“爱”与“敬”，《论语》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孔子说“爱与敬，其政之本与”，又说“立爱自亲始”，“立敬自长始”。美国的爱默生说：“武力会招致另一种武力，只有爱和正义的法则才能实现彻底的革命。”对于爱与正义，几千年前中华传统文明中的信奉可以说全然而彻底。儒家与美国实用主义哲学有许多相通之处，所以举办这次对话会议意义重大。

孔子研究院特聘专家、山东省儒学大家、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安乐哲（Roger Ames）先生在开幕致辞中强调，儒家思想和实用主义有一些关键性的共同之处，都促进社会和谐，激发创新精神，助人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并将知识转化为道德伦理行动和社会生产力。因此，通过实现西方实用主义和儒家主义作为亚洲文化的核心思想的交流，孔子研究院对中美和中西关系的正常化可以起到突破性的作用。西方要了解中国，就不能误解儒家，而实用主义恰好可以创造西方学界能领悟儒家的真实精神的良好平台。新冠病毒后的人类进入新时代，而新时代的儒家和实用主义之间交流能发起新启蒙运动。

美国杜威研究中心前主任Larry Hickman教授指出，前几年来，中西文化交换遭遇了一些挫折，例如从2017年起，越来越少的学生和学者研究中国，而澳大利亚和美国强迫一些中国学生和学者离开。同时，前十年来，有三分之一赴中国的外国学者申请参考档案材料遭遇拒绝，来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也越来越少。好在美国学界一直努力影响美国政府取消有害于中美文化交流的政策，美方不利的情况即将也要改变。Hickman同时强调教育，道德性的想象力和民主思想作为新儒家和实用主义的主要共同点。儒家和实用主义必须互相沟通，构建共同解决社会问题的思想框架和可行方案，而双方知识分子必须对此负责。

美国佛罗里达大西洋大学（Florida Atlantic University）Richard Shusterman教授认为，重建良好的中美关系不能限于哲学思想交流，需要所有的人文学科都参与。哲学的影响还是比较有限。事实上，不属于哲学领域的学科学者也有研究哲学，尤其是研究实用主义的。更广泛的跨学科合作可以对新儒家和实用主义提供的更大的沟通平台，进入文化的各个层面，可能避免对实用主义的一些误会，同时也能帮助探索儒家，实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上如何互相关联。

美国瑞德福（Radford）大学Steve Fesmire教授认为，在当下的国际关系动荡不安的世界局势下，人类面临许多很复杂的问题，同时我们目前试图克服这些挑战所采用的非互相关系型的方式（non-interrelational methods），明明不足以解决这些问题。儒家思想和实用主义所推崇的互相关系型思维（inter-relational thinking），有助于打破我们井底之蛙的狭窄、受文化约束（culturally-bound）的思想方式。学者能够从三个方面帮世界各地的文明培养出这种互相关系型的思想方式，即是适当的进行教育、拒绝本质主义和推崇谦虚的态度。

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兰卡斯特分校（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Lancaster）Todd Lekan教授从杜威哲学的角度探讨实用主义。根据2015年所发现的《关于社会与政治的演讲》，毫无疑问，杜威的哲学主张一种动态性的社会多元主义或者说一种以差别为基础的包容思想。多元性的意识不仅在于包容，其实更在于一种动态性的互动性。杜威认为，社会关系的发展可以分成三个阶段：1）一个社会群体控制整个社会，但尚未导致反抗，状态相当稳定；2）被压迫的社会群体要求统治者认可其对社会的公共利益的贡献，而统治者强烈地反对任何社会改革；3）所有社会群体得到认可，社会改革开始，而由此出现的社会在整体包容性的多元性原则基础上所构建。

美国科尔比学院（Colby College）的Jim Behuniak教授非常赞成安乐哲教授提出的新启蒙运动，认为脱掉以欧洲为中心的旧启蒙运动的限制，将会开发新的沟通途径。他同时强调，未来应该邀请最优秀的实用主义研究者与亚洲各国新儒家学者共同谈论后新冠病毒时代的关键问题。西方学界应该加强对儒家核心思想的理解。在中国不断地变动、发展、崛起的同时，美国和西方国家必须得开始更加深刻的了解中国，儒者和实用主义者如何能使得中美关系变好呢？Behuniak认为学者可以在三个方面做贡献：教育、观点及互相关联（intra-connectivity）。从这三个方面，我们可以教化学生通过一种“换立思考”的思想方式来找到平衡。

上海纽约大学校长、华东师大哲学系童世骏教授从“话看谁说，不能离开说话的人而有一句符合情理的话”这样的主题切入，重温中国儒家和美国实用主义的一个重要共识及其现实意义。他带领大家重温中国儒家和美国实用主义的一个重要共识，那就是重视特定语境对于语言表达之意义的重要作用。认为与杜威重视语境类似的观点在儒家那里比比皆是。他从梁漱溟、李泽厚的观点进入李大钊和陈独秀关于青年和老年关系的争论，引发与会者对于中美两国何者年轻、何者年老的共鸣和讨论。

孔子研究院特聘专家、山东省泰山学者、清华大学方朝晖教授回应了安乐哲教授关于西方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报道这件事的看法。他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个原因是，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中华传统文化、特别儒家传统的衰落，如果没有这些的话，也许今天西方人对中国人的看法会不会好些？因为儒家传统有自身的许多优点，包括对于人的尊重、对于腐败的抑制、对于人际关系的塑造等，都可能有益于中国和世界。今天的中国人需要唤起一种自信心，即对自身文明的信心，我们一方面要学习西方文明好的东西，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中国文明的未来不在于模仿西方，而是成为我们自己。

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团荣誉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刘悦笛研究员认为，美国实用主义与中国“实用理性”之间，具有高度的近似性与内在的相通性。因为中国哲学不仅是一种存在之道，而且还是一种生活的艺术，从而形成了中国人独特的“情理结构”。中国古代儒家传统以“巫史传统”为根源，所强调的“知行合一”构成了实用理性的古典基石，知乃行之始，行乃知之成。尽管杜威式的改良主义被扬弃，但其实践乃真理的唯一试金石的实验主义理论，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也是形态近似的。日常生活的经验与实践始终被中国人所推重，这才是中国思想与实用主义交融与互动的内核所在。

孔子研究院特聘专家，安乐哲儒学大家核心成员，北京外国语大学东西方关系中心主任田辰山教授认为，安乐哲提议的美国实用主义同中国儒学对话，是努力在思想上找到一个中国与美国可能保持的一种文化对话路径。他强调安乐哲“比较文化语义环境”方法；认为在实用主义和儒学思想之间可找到一些相互呼应的理念；而且二者同马克思主义也有相呼应之点。他认为，我们必须有能力在不同思想体系之间，如实用主义和儒学之间对起话来。他先解释“一多二元”和“一多不分”是两个文化阐释域境。认为“一多不分”的“一”是因为万物互系不分而构成世界为浑然一体，不存在独立单子个体之物，任何二物之间都不存在严格边界，一切都是呈现之中互系事件，都是过程；“多”是内在性、多样性互系的形态。从“一多不分”文化语义环境理解到，在实用主义和儒学中有一种强大、独特的伦理、政治、道德教育和道德行为要求。

孔子研究院特聘专家、山东省泰山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温海明教授认为，儒家实用主义是百年杜威和千年儒家的对话，是一场世纪性的思想马拉松，其对话成果必然超越时空、影响深远。儒家实用主义思想带着一个世纪的风霜，吸纳着千年儒学的沧桑，正在汇入人类思想史的洪流。百年杜威与千年儒学之间的对话是一个合二为一的过程，二者百年来的发展，都不仅为了成就各自的学问，也是为了致力于一种更好的中西文化对话与更成熟的世界公民之思考和行为方式——儒家实用主义。千年儒家思想和百年杜威思想都是“实效主义”的，因为它们都不仅强调有用，更强调有效，都以“实效论”作为先导，都对未来有明确效果期待，更是力求付诸实践，并期望思想的实化状态能够改变社会现状、推动社会进步的学说。儒家和实用主义的对话是一场世纪性的思想努力。从杜威百年前的中国之行和他对中西文明的思考那里，中国人可以学习如何致力于思想的当下实践，美国人可以学习如何跟中国这样历史悠久的古老文明对话。从千年儒学那里，从儒学的美国之行和儒学运用于当代东西方文明对话的实践当中，美国人可以学习如何让古老的思想焕发青春，中国人可以体味儒家刚健有为、与时偕行的品格。儒家文明重回世界文明的中心，即将改变西方主导了全球几百年的社会经济秩序。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欧亚大陆文明的重新崛起，正在改变人类文明的版图。中华文明融入世界文明的过程，是一种儒家实用主义的哲学开始登上世界哲学史的舞台的过程，开始让东西方都放下曾经的教条主义思路和不切实际的判断，帮助西方更加切近中国的历史来由和正在变化中的社会现实，运用更加多元和开放的态度来应对中华文明传统的新生。两千多年以来，儒学从未如是国际化，从未如此具有改变世界的潜能和力量。在安先生的启发下，我们当代人应继承孔子的“斯文”之志，推进儒家改造社会和时代的努力，或许这几代人将可以谱写出儒学实用主义这一儒学全球化的崭新篇章。

山东大学李尚信教授、济南大学赵薇教授、齐鲁师范大学曾凡朝教授、孔子研究院路则权副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杨易辰博士、华侨大学寇哲明（Benjamin Coles）博士、波兰华沙大学甘文图（Arthur Ganczarski）博士等一百余名海内外专家学者参与了对话会。大家认为，此次活动是安乐哲作为“儒学大家”的一次重要学术对话，在特殊的历史时刻，有重要的学术和思想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