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正面临选择能够使自己继续生存的哲学的时刻
2019-09-16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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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多不分”哲学

什么哲学会引领人类继续生存?人类似乎正来到选择正确哲学的十字路口。中国国家主席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一些人简单化地对它做一种流行的“实力政治”理论分析,忽略了这一提法的文化深层的哲学含义。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基准的“新时代”全球关系思想,是源自独具特色的“一多不分”天下观。“一多不分观”是这个地球上仍然存在的最悠久文明之一的人类智慧。

“一多不分”天下观是自《易经》而始的一个根本性浑然一体宇宙论。“天下一体”的意义,是蕴含于、依赖于家国天下的人生的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的自我养德。这样的天下观意义,同今天人类面对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系不分、互相依存的世界实态息息相关。这是儒释道皆包含在内的中华文化总体的共同哲学渊源,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化价值观、人生观和社会实践观,无不基于一个共同认识:以天地人的“生生为贵”关系为本。

今天这个世界,太流行把世界视为“竞争”之地的思想倾向,把人的社会活动视为按照人为的有限规则、有限时间而进行的有限游戏,限定结局必然要产出一个成功者和一个失败者,并认为这样的活法是天经地义的人类生存定式。人类的相互接触关系在这样的哲学驱动下演变为“每一单子个人针对所有他人的战争”。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一多不分”哲学,显示具有古老的天下一家中华民族不行“霸道”的深刻哲学传统。“霸道”扎根于“一己至上”的哲学,必然导致“极权独裁”欲望。正是自私加霸权,如孟子一针见血指出:“不仁者居上是播害于众也。”

“王道”才是中华优秀思想传统崇尚的高远意义与德行。“王道”是“天下之理得”、“成位乎其中”,身居高位,道行高深,能开物成务的仁人志士的社会治理事业。其实大道至简,“王道”就是以人与人、与他人他物相系不分、互相依存为本的践行。是源自“一多不分”的“王道”哲学,衍生出今天全世界都听到的“中国决心走和平发展道路”、“为了人类共同发展”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如此这般的声音。同这样声音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也是中国普通老百姓嘴里日常生活用语的“世界大同”、“命运相连”、“心连心”、“天下一家”、“自己活得好,也喜欢别人活得好”等等。

正是这样的人生哲学,贯穿在中国主席习近平这样的话中:“中国人历来主张‘世界大同,天下一家’。中国人民不仅希望自己过得好,也希望各国人民过得好”;“我真诚希望,国际社会携起手来,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把我们这个星球建设得更加和平、更加繁荣。”这是表露“一多不分”哲学的坦荡胸怀,真诚申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真诚提出“各国经济,相通则共进,相闭则各退”;“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中国将永远向世界敞开怀抱,也将尽己所能向面临困境的人们伸出援手,让我们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大国之间相处,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对于任何一个心中有一些人与人是“一多不分”想法的人,很难想象,这样的数千年传统的“一多不分”王道哲学想法、做法和行为,居然能被臆想为是对别人有威胁。对于总是习惯把别人作为假想“威胁”的心理状态的人,他不会懂得什么是“一多不分”的“王道”哲学,不明白什么是既不惹事也不怕事的哲学。“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多不分”哲学,根本不是有人说的“锐实力”,而恰是一种消减政治力量竞争和潜在暴力情势的智慧。习近平主席将这种千年传统智慧继承下来,运用到当下的世界情势,解决新时代全球关系迫在眉睫的各国共同面临的问题。

二、人类是一多不分的生生关系

用中国数千年历史文化的眼光,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多不分”哲学,是要归结到一条上:“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这是说,中国传统的“天经地义”,着眼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天然、自然、当然、合理、恰当、适宜的相互延续的“一多不分”关系。人是“单子个体”还是“相系不分”?天地是单散的原子的还是浑然不分的一体?人的行为该是赢者通吃的“有限游戏”还是命运共同“无限关系”?人类要持续生存,需要有可持续生存环境,需要选择经验真实的而非依赖虚构假设的哲学,需要矫正按照“有限游戏原则”做事犯下的错误,需要改变臆想宇宙论说、改变意识、改变价值、改变行为,从“单子个体为本”转到以人的“生生关系为本”,需要大力实行合作共赢的无限游戏。这必然是“一多不分”,必然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经验真实,必是不可置之不理的“一多不分观”天地观、认知观、思维方式、价值观、人生观,这才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引领世界未来的哲学意义所在。

“启蒙”原本设定的意义是“思想进步,目标是将人类从恐惧从解放出来,将他们改变成主人”,但今天获得启蒙的整个“地球”面对的是人类生存危机的乱象。“理性化”过程,一种“为进步而进步”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被批判理论说中,给现代社会带来非人性的力量。确定的是,“The Enlightenment”(启蒙)、“Modernity”(现代性)和“civilization”(文明)都蕴含将唯一本体始源的超绝主义“一”、“单子个体”的“多”都构想为二元对立关系。第一次启蒙,复兴了古希腊的人类欲望精神,走了一个二元对立循坏,对神的否定变成了单子个体欲望精神,演变为人生与社会的终极目的。文艺复兴以后的哲学,变为不是智慧的哲学。马克思指出,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

当今正呈现向新时代、新哲学的大转变时期,将正是开始人类的后现代第二次启蒙。2008年北京奥运会喊出的新奥运哲学精神,象征着恢复人类各文明传统有利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精神元素,而不是第一次启蒙的单一物质与技术发展取向,是走向物质与精神的结合发展。所以,第二次启蒙是地球的所有人类的启蒙。如果说伴随欧洲文艺复兴的第一次启蒙初衷是打倒宗教迷信,恢复古希腊人的欲望精神,全人类第二次文艺复兴和启蒙,则是让人从物质主义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让科学和技术只作为人掌握的工具,而不是人被掌握。科学作为手段的目的必须是,无论地球哪里的人都要汇合成一个大家庭,共同发展、共同繁荣。要提倡科学为人类生生不已生存与发展的目的。这是说,把辩证法的科学作为世界观,以“一多不分观”作为引领哲学和为人类服务的方法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第二启蒙时代,将是今后一个相当长历史阶段。这个启蒙包括西方后现代思潮,包括对东方传统文明和哲学文化的觉醒与认同。西方和东方都产生寻找历史、重新审视传统和恢复自己传统中的优秀精神元素的意识。中西文明、文化真正进行互鉴对话机遇的来临。中国传统“一多不分”的哲学同西方后现代新文明的相互照应结合,将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未来世界文化重构的重要价值选择。

深深根植于“一多不分观”的自然宇宙论所认识的“人”不是单子个体,而是特殊域境化(从森林看树木)关系构成、处于过程中的“人”。从域境化看,人是作为某个视点的聚焦对象,是它所处的一切关系的时空(小从家庭,大到宇宙)。这对将“人”视为“本质不变”、“绝对独立”、“互无联系”的“个体”而言,是另一个文化语义环境。在对作为一个视点的“人”的聚焦过程中,场域是此一视点的“人”正处于的所有关系。这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必然是朝“一多不分”哲学的转向,也即是未来东西方同舟共济。

中国近代以来数百年的斗争、建设、发展历史与当今新时代的特征,都是在一条“一多不分”哲学道路上,这是中国与西方在“一多不分”哲学文化的对接、汇合。人类命运共同体,必然最终建立的是一个“一多不分”的人与人和谐的世界。在哲学高度,中国和世界前面展现的是一条从所未有、更清晰、更自觉的“一多不分”哲学的文明。这个“一多不分”哲学精神,是人类安身立命之本,它的生发与被感知的存在,依存于人与人相系不分关系的归宿。

人类对命运共同体的追求,对“一多不分”哲学意义的坚守,激励我们将一切不符合实际的幻想、理念、伪哲学、伪理论、虚构假设思想体系统统抛弃,让思想实际起来,不是让人活在美妙的肥皂泡或空中楼阁中,而是要接地气,要把虚构的单个人变成经验中互系不分的人,以心连心、同命运,作为对人与人的相系不分性的认识与承认,在行动上按照这样平白简单事实逻辑做事,提倡做同舟共济的人类,同命相连的人类,搞共赢事业的人类,而不是零和游戏的赌徒,不求一己个人之富,而是求共同富裕、共享幸福。人与人,本来是联系的,要简单平白地将它承认下来,不能用不择手段的利己主义否认它。

三、人类世界不需要文化霸权

中国要领导世界吗?对这个问题上现在有不少议论。一方面有“中国引领世界”的说法风生水起,传媒舆论颇具渲染的色彩。另一方面也有人提出要“慎言引领”,说“一个发展中中国,凭什么引领世界”、“中国引领世界是自找麻烦”;既显得有忘乎所以一面,又有些妄自菲薄。

其实中国是否要领导世界,不是回答“要”或者“不要”,而是要回答今日之世界需要什么哲学、什么价值观引领和什么行为。而回答这个问题,就得搞清楚所谓“引领”或者“领导”究竟是什么涵义,也是弄清今天缺什么“领导”或者什么“引领”。弄清“超级大国”、“霸权主义”、“世界领导”的国际政治概念,是有帮助的。超级大国就是最在乎自己的国际“领导”地位,保持对世界领导是外交政策的核心。自认为是一个超级大国的外交思想家们也不讳言是要搞“霸权主义”(“hegemonism”)。这样做世界领导是什么逻辑呢?

人们其实不很明白,在超级大国外交家那里不是个坏词的“霸权”,于“一多不分”哲学文化是很遭非议的。查字典,“霸权”(“Hegemony”)指某“国家机器”(state)对其他国家实行政治、经济和军事主宰或控制。在某些外交思想家那里,是一个好词,说“霸权”是道德的,因为是维持稳定秩序的。这个霸权主义(Hegenomisn)包括的含义是:1)我是最强大国家;2)最强大国家功能就是领导力;3)这功能是:主宰地位就是我的利益;4)别的国家愿意服从我;5)没有“霸权”世界就会乱。霸权主义的表现是:1)要求本国长久保持“第一”地位,最危险局面是我的“本国优先”理念遭到挑战;2)要求同盟国必须与我保持一致地随从;3)必须是单极统治。“霸权主义”出发点是:1)必须有为我国利益服务的政治和经济世界体系;2)我的领导力受到障碍会出现世界无秩序,会损害我的利益,所以我的领导角色必须受到尊重。没有实力强权,别国不会折服。“霸权”的逻辑是:世界经济体系必须有利于我国经济;别国赢意味着我的输。如我国在世界体系得不到经济利益,会导致国内再分配冲突,引起本国社会各种裂痕或冲突。我国经济增长,依靠外国市场,别国可以有能力购买我国产品。最好的经济体系是世界资本主义,因为它能让资金流动,服务于我国经济。所以:1)不允许别国施有任何领导作用;不允许出现除我之外集体性质的世界统一政府;2)只能让我有领导力;3)不允许任何国际组织施有领导作用;4)联合国只能辅助我的领导而不能取代,不允许它约束我国的行为。我领导世界的“德性”不仅是职责,而且在于迎击对我领导地位的挑战。

中国崛起了,是事实,不应该妄自菲薄,总抱着事事不如人心态。正是那样的霸权哲学逻辑、价值和行为,使得中国任何一点向上的发展都被看做是对霸权威胁,是有其自然性的。它似乎是孟子说的“不仁而居上”。人们在理解这点基础上去考虑自己怎么办,而不是大惊小怪。智慧的人们不仅仅应该把今天世界的麻烦,只视为是利益之争,而更应该看到,是哲学不同,价值观不同,人生观不同。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在“一多不分”的哲学中,任何领导都不是自封的,世界领导力,本不该是霸权的。所以中国早就声明不做超级大国,不管中国经济政治有多大成功,也不做超级大国,因为做超级大国,要搞霸权,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多不分”哲学背道而驰。超级大国的霸权哲学,不是中国传统哲学文化赞赏的那种天然合理的担当精神。为命运共同体整体利益的当仁不让精神,是关怀大生命体系健康的生生不已生存和发展的哲学文化。“一多不分”内在相系不分的生生不已哲学价值观,只在于生生为贵,因为生生为贵是以宇宙万物“一多不分”联系所承载、所实现、所圆成。

所以,中国不要追求什么引领世界或者世界领导地位。中国是要发出自己声音,是要让世界、让人类听到、理解,而不要让人们误读或曲解自己诚心、意志和行为。中国需要世界理解自己真正的所想是什么。中国并不是百分之百地正确,但是中国是随时准备坚持对的,修正错的。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哲学本身的文化性、民族性,是“一多不分”世界观使然;中国尊重各国,重视世界各国意见,尤其包括小国,尤其是对深陷困难需要帮助国家的意见。当然,中国也不盲从错误的主张。中国维护自己的权益,但不是一个自私、没有正确哲学的民族。中国是崇尚“和”、团结的国家,主张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实现建设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的。中国不是孟子批评的那个不仁者居上国家,而是坚信:不是自己可封给自己一个“领导”或“霸权”名义的。是否可以做领导,取决于是否有公天下思想,是否贤能,是否对世界各国有理解之心与善意对待,是否有反对霸权智慧及组织动员世界成为命运共同体的能力。这决不是想引领就引领,想领导就领导的异想天开之事。应该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胸怀对全人类全世界的贡献之志,世界众望所归,这才是有希望被公认为世界领导的第一条。这不是取决于实力,不是巧实力,也不是锐实力,而是世界需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多不分”智慧哲学的引领。

【来源:察网;作者:田辰山】

安乐哲 (Roger T.Ames)

      安乐哲(Roger T. Ames),1947年生于加拿大,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世界著名中西比较哲学家、国际知名汉学大师、世界儒学文化研究联合会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山东省特聘“儒学大家”、博古睿研究院中国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尼山世界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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