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讲中国故事，把中国事情说清楚，无论对外还是中国人自己对自己，都是一件大事。为什么会讲不清楚的原因，本身就是讲不清楚的事。本人偶然有机会在西方学习、生活近二十年，一下被吸引到比较中西思想文化的领域；于是长期地，一个接一个的好奇与兴奋推动着我，直到有一天我几乎惊叫起来：“比较！比较！阐释！阐释！拨开迷雾，大道至简！”
中国今天说不清自己的事，中国人讲不好中国故事的原因，道理一下子清楚了：因为讲中国故事的话不是中国话！有人会说：是吗？这才怪了，中国人怎么会讲的不是中国话呢？恰是如此！中国故事不讲中国话，这才是中国人讲不清中国事情的症结！谁曾想到，近现代起讲的中国“人”的故事，一直用的是西方讲“神”的故事的话！中国人在用西方讲“神”的那套“一多二元”话，讲述中国自己“一多不分”“人”的故事！“一多二元”是说“神”的话，“一多不分”是说“道”的话。用说“神”的话说“道”，就不名正言顺了，逻辑就不对了，就必然成为胡说。胡说当然就说不清，就讲不出好故事来。道理清楚了，就变简单了；说清中国事，讲好中国故事，再也不雾里看花，而是探囊取物，大道至简：中西互鉴阐释——>用一多二元的话讲西方“神”、用一多不分的话说中国“道”。一切的讲中国故事，讲中国事，归根到底，都是以“一多不分”的话讲中国“道”。
这是说，再也不是想当然的——凡用中文讲中国的事，就是讲中国故事；或者说，凡是中国人讲中国事，讲的就必然是中国故事；不对！而是无论谁讲，你讲的必须是彰显“以关系为本”的故事，才是中国事，才是中国故事。“关系为本”就是事物内在联系为本，就是“道为本”。我们已有多少意识，已不再犹豫——凡中国故事皆是“以道为本”的叙述，都是讲“一”（道）“多”（万物）“不分”（浑然一体）故事？应该说，儒、释、道以及任何曾对中国思想传统产生深刻影响的学问，都是讲“以道为本”（以内在联系为本）故事。正是在“以道为本”作区别的中国故事与西方故事显出最大的不同；可以说西方故事基本不讲“道”、不讲内在联系，不讲“以关系为本”，而是讲“一神”，讲“一多二元”、讲“一”（神）超绝主义与“多”（宇宙万物）二元主义。因而，正是讲西方超绝主义、二元主义故事的“一多二元”语言，拿它来讲中国故事，结果把中国的事讲成了不伦不类的东西，这不奇怪了；虽然它是用汉语讲，却也不是用中国话讲，也不是中国故事。
为什么说近现代以来，中国人很大程度一直用讲西方“神”故事的话讲中国“人”的故事？因为中国人有了警觉之后，就会发现要对现代汉语特别加小心的是，尤其以学术精英现代汉语为突出，很大程度不是用中国话在讲述中国故事，无论他们讲述中国思想文化还是中国社会生活。这种状态逐渐形成的始因，原是现代汉语的大量接纳叙述西方超绝主义加二元主义故事的语汇及话语结构，将其翻译到汉语中来的语汇纳入现代汉语的词库，诸如“本体”、“形而上学”、“超越”、“天”、“仁”、“义”、“终极”、“博爱”、“宗教”、“理论”、“科学”、“自由”、“民主”、“权利”、“自然法则”、“规律”、“普世主义”、“历史”、“进化”、“竞争”、“人类”、“宇宙”、“统一”、“本质”、“永恒”、“性质”、“存在”、“原则”、“公理”、“创造”、“进步”、“部分/整体”、“物质”、“理性”等等，不一而足！此种大量进入现代汉语词库的语汇，已为中国人习用不察，然而如对其加以追溯，无一不是原本作为西方讲述超绝主义与二元主义故事的本土含义用语。
是这样一个原因，凡近现代开始从西方人文叙事翻译为中文的语汇和话语，用来讲述中国思想文化与社会生活故事，或者将讲述中国思想文化与社会生活的故事，又翻译回西方语言的人文叙事语汇和话语去，都不能不加小心，因为它们都实际不是用中国话讲中国故事，而是布满扭曲中国事情的陷阱。一旦对这陷阱有了警觉意识，这时“让中国故事说中国话”或“用中国话讲中国故事”，就自然而然必须是用一种中西互鉴的阐释话语，要区别出：不像西方故事的讲超绝主义与二元主义，讲隐蔽的一神，讲绝对原则、普世价值与个体至上，中国故事讲的是“以关系为本”、“以道为本”，张扬的是“一多不分”天地人、“格物致知”、通变思维及以“中和”为崇尚。这是“大道至简”，是在与西方故事互鉴中，梳理出一切中国故事之中贯穿的“以关系为本”或“以道为本”的红线。
要讲中国话的中国故事，就要必须纠正不对称话语；也就是必须扭转以讲述西方超绝主义、二元主义故事的“一多二元”话语来讲中国故事、把中国的事讲成不伦不类东西的近现代以来局面。所谓“不对称话语”，就是“名不正言不顺”，就是用西方思想概念、理论构架、话语法则，胡讲中国故事，相当于用鞋拔子把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脚硬塞到西方的鞋里去，将中国事情扭曲为西方基督教化版本的东西，把中国一多不分的故事变成一个类似西方的“一多二元”故事，结果是一个让中国面目皆非的叙事，是个非中非西“四不像”的东西！这种不幸的不对称话语普遍流行中国之状况，自近代以来西方话语强势东渐时起，除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之外，迄今仍是有增不减，构成强大的对社会起桎梏作用的混沌意识。正是这个状态，它是使中国人离自己文化渐远，陷于文化彷徨泥潭的深刻原因，它才是为什么中国会失去话语，为什么会处于难以讲出中国自己的故事，难以讲清自己中国事情的被动局面的缘故。结束不对称话语横行的状态，建设中西互鉴阐释的中国话语体系，当是今天中国人回归自己语义环境、重新搞懂自己，把中国讲通、讲明白的关键。
本人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组织下，编选了一套《中华文化跨文化讲述论文教材》，作为“汉语国际教育”及“中华文化国际教育研究生学习课本，也面对关心中国话语体系建设，探讨如何讲好中国、把中国事情讲清楚的学者与读者人群。课本围绕的主线是：中西互鉴阐释—>“搞清西方用‘一多二元’话语讲的‘神’（超绝主义、二元主义）故事，学会用‘一多不分’话语讲‘一多不分’的中国故事”。讲中国故事，说中国事情，是与西方故事相对照，讲述中华民族是什么样的人群，他们自古以来以致今天胸怀什么意志，什么样的志存高远、为什么呈现着中国特色的行为。课本内容是精心遴选的三十四篇论文，搭建一个一以贯之的结构，反映三十余年学术研究积累形成的脉络，涉及1）中西互鉴：“一多二元”与“一多不分”文化阐释方法论；2）与西方互鉴的儒学新诠释；3）用“一多不分”阐释从传统走来的中国当代政治；4）“一多不分”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关系；5）中华“一多不分”文化的未来世界地位。
课本导读“用后现代眼光学习《易经》”是比较中西哲学阐释方法论的出台；与西方思想传统互鉴，首先是一个直观架构，西方是金字塔三角形（一多二元），中国是太极图（一多不分），表示着中西特质不同的宇宙观、认知法、思维方式与“价值观”。中西对话交流，不可以将中国思想塞进金字塔三角形框架，而应在自己的结构之中说话。
教材【壹:中西互鉴：方法论】有七篇论文构成七章。第一章“超越‘现代’，企业要走中华文化创新道路”，提出中西互鉴揭示的是：西方“现代”企业根本属性是个人主义、私人利润最大化驱动下的思想停滞与道德衰败；中国“现代化”必须是“一多不分”的特色道路，是超越“现代”的“以人为本”。第二章“文化互鉴，英语教育必修课”提出，很简单的如“对不起”和“10”在中、英语言之中因为明显结构不同而意义不同。学习英语背后文化结构，须成为教授英语必修课。第三章“跨文化讲述：方法与途径—兼论以对方听得懂的语言与方式作跨文化传播”提出中西互鉴是讲述中华文化的关键；西方话语是“一多二元”，中华话语“一多不分”，这样互鉴，可谓“中西贯通”；是讲中国故事的有效途径。第四章“校园枪击事件的中华文化解读—看麦克•摩尔的文献影片《科伦拜的保龄球》”以中西文化互鉴视角分析美国校园枪击事件纪录片，指出“一多二元”文化媒体奉行“独立媒体”路线，把社会媒体拥有权、操作权交与私人资本掌握，不是自由或民主的；“一多不分”观念的媒体是担当社会责任，掌握在公众与政府手里。第五章“‘利润第一’的媒体会是自由和民主的吗？”揭示西方传媒学界与评论家向我们提供另一幅“自由、独立传媒”逻辑：自由资本驱动的“独立传媒”是侵蚀公共利益的。第六章“《河殇》——失掉文化自信的悲剧”指出，电视文献片<<河殇>>将黄河以及中华文化的特色“黄”表现为一个不可启齿的丑陋文化符号。以原本是被殖民的中华文化国度的精英的口，喊出分明是西方人种学者与殖民者“一多二元”的话语：对殖民主义的历史虚无主义立场，裸露出一种不可名状的荒诞。第七章“中华文化的自信从何而来？——百年文化碰撞结论”提出对中华文化自信的理由就是“一多不分”的宇宙观与汉语结构及其三个独特方面：1）教人“阴阳辩证”智慧；2）无需上帝的道德与命运，人能弘道，人在神奇在；3）文化的开放与深似海洋的内涵。
【贰:互鉴视域 儒学新解】也含七篇论文、构成七章。第八章“《易经》‘通变’与西方的绝对单向线性思维”，与西方形而上学宇宙论互鉴，阐释出西方的单向二元对立思维与中国传统的互系性思维，即《易经》的“通变”。道的相反相成“变通”，一以贯之、绵延不断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体系，成为高端文化，融化广大民间。第九章“中国的‘形而上’，不是西方的‘形而上学’”提出，不能把汉语“形而上”，混同为西方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西方“形而上学”为特有“一多二元”的文化，追究假设的宇宙本体（如上帝），推定它为静止不变的终极物质；而“本体”汉字的中国哲学观念，指事物之既变化也延续不断“变通”的内在联系。第十章“后现代视域的儒学”指出，“后现代儒学”不是西方结构，而是处在现有语言体系、以世界为舞台，以自己丰厚文化底蕴呈现给全球社会。它要参与讨论后现代社会和全球性问题。“后现代儒学体系”即是儒学原本体系，是当下对它的溯本求源，再发掘、再阐释。“后现代儒学”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相通的。第十一章“儒学的当代使命是自信地走出去”，指出中国思想传统一百年来失掉自信在于一个精神镣铐：历史时代局限造成的对西方发生的整体性误解：整个西方被冠以“德先生、赛先生”（自由、民主、科学、先进）美妙称号和整个中国传统被标以“独裁、封建、迷信、落后”。中国带着这样一个简单误解进入了“现代”；直到今天，儒学也未发生与西方文化对等的沟通。现在，对这一问题加以认识的历史开始了……第十二章“儒学的与时俱进是与西方思想的互鉴”指出，儒学的真正自信来自中西互鉴：先找到中西宇宙观、思维方式、价值观的最大不同，一直让人们困惑的许多文化问题才会有答案。 第十三章“21世纪新儒学的跨文化新高地”指出，新儒学应以中西文明互鉴视角为“新”。“新”还要开拓出与现代新儒学的相区别路径，也即要甩掉鞋拔子——停止以西方概念话语扭曲地对待儒学。加强对西方“一多二元”结构的认识，但凡儒学今后的传承与创新，都沿着“一多不分”的脉络。第十四章“全球化时代儒学思想的发展”提出，西方与中国传统哲学、政治思想结构的差异，久已被主流文化话语所遮蔽。英语称“孔子主义”（Confucianism），其实“儒学”或“儒家思想”根本不是任何“主义”（-ism）。“后现代时代的儒学”意味着儒学的影响必将从中国拓展到西方。
【叁:从传统走来的当代中国政治】包括五篇论文构成五章。第十五章“两个‘文明’的不同‘民主’大故事—比较中西方的传统与现实政治结构”提出，中国有个“一多不分”文明故事，西方有个“一多二元”“文明”故事。这两个不同文明故事，分别在不同逻辑上建构了中国“心体民本”政治与西方“金字塔”个人主义“民主”政治。第十六章“西方‘政治’与儒家‘治国’：逻辑怎样不同？—兼论中华民族精神内涵”揭示了西方政治学概念“politics”（政治）是个人权力斗争，是政府与个人二者之间二元对立、自然天敌性的关系，是西方“一多二元”单线单向的逻辑。儒家“治国”是关于如何生活与社会治理的内在联系，是中国“一多不分”的“天人合一”逻辑，也是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思想。第十七章“从传统走来的当今中华政治—中西文化互鉴视域中的中国政治”指出，当今中华政治，发生了让西方世界观、认识论、思维方式、信仰价值与语言话语结构强加于中国文化思想体系的情况。在中国传统“一多不分”的“心场”范畴中解读“革命”、“宪法”、“权利”、“政治”、“民主”等几个关键政治观念及实际运作，可发现貌似西化的政治理念与运作之中，蕴含着中国传统政治话语的意义。第十八章“‘公共外交’与中华文化价值—中国截然不同的‘公共外交目的’”阐述中国的“公共外交”目的是表达中国政府和人民善意、友好和创建和谐世界的愿望。中华民族文化观是与西方“一多二元”、“零和游戏”的特质文化公共外交目的相区别的。第十九章“文化互鉴视域中的两个不同‘社会正义’故事”厘清中西“社会正义”的说辞来源各自思想传统的大范畴；中西各自认知的不是一个“天”（另一个是上帝）、不是一个“地”（中国是互系的、西方是二元的）、不是一个“人”（西方是个体独立的、中国是仁的互系）。在叙述中华“正义观”之时，务必须在把此种差别辨别清楚基础之上，否则我们想说清自己，却把自己搞糊涂。
【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思想文化】包括七篇论文构成七章。第二十章“从中西文化互鉴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社会主义理论问题，是中国坚定走自己的路，对道路充满自信的方向问题。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思想文化存在天然的人类经验的联系,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承载深厚的中华思想内涵。第二十一章“瞿秋白建构的‘唯物辩证法’中国话语”揭示了，如将瞿秋白的“辩证唯物论”与《易经》的系词部分对比，令人吃惊；我们会发现事隔数千年，在迥然不同的文明与历史交合时代，中国思想界传达着同一个信息：自然世界与人类是相通的；瞿秋白这样构建“唯物辩证法”的话语。第二十二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怎样向中国转化的？”阐释了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遇对话被历史证明是成功的例子。中国的通变哲学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解和再阐释中起到根本作用。汉语语义特点致使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汉语中完成结构重新组合过程，进入一种新语境文脉。第二十三章“‘存在决定意识’在中国不是单向的”是回应一些西方学者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误读。很多西方学者有个共识，即认为马克思是决定论者、毛泽东是唯意志论者。乔舒亚•福格尔是少数个别对这种共识提出反驳的；不过反驳虽正确，却没能揭示艾思奇没有二元主义的原因。这里指出，《易经》“通变”哲学才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避免二分法的根本原因。第二十四章“‘辩证法’中国化版本的成熟”阐明了毛泽东用中国传统的“通变”思维进行理解、从中国经验环境获得灵感，完成了一个中国版的“辩证法”。西方人士不容易想象，中国“辩证法”观念更接近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显示与西方教条式马克思主义的区别。第二十五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的契合点”指出，尽管中西两大哲学传统有结构性根本差异，但马克思主义是比西方其他思想都更多、更深地在哲学层次与中国文化传统发生契合的，历史和社会政治也造成了二者的融通契机。西方自由主义至今在中国环境水土不服，说明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落地开花，是必然不是偶然。第二十六章“当代‘中国科学观’的传统中华文化内涵”提出，《易经》、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科学观”存在结构内容及精神意义联系，是在形式变化中一脉相承的延续性及其哲学性、历史性与政治性。认识这种一脉相承延续性，对于中华民族在当代重新对自己精神文化认识具有重大现实与历史意义。
【伍:从“一多不分”看中华文化的世界地位】包括七篇论文、构成七章。第二十七章“辜鸿铭：让中华文化走出去第一人—-纪念辜鸿铭诞辰155周年”指出，辜鸿铭是中国完成对西方文明认识过程第一人；现代中国对西方文明的不懂表现于对他的偏见，辜鸿铭表现了贯通中西文明的彻悟，一百个胡适也比不上一个辜鸿铭。第二十八章“反思胡适，找回中华文化的自信力”指出，胡适的名字是与“全盘西化”连在一起的，他的“文化自觉”版本至今还有冲击力。但中国仍停留在胡适的认知状态，等于中华民族在文化的路上进步不大。中华文化步入自觉成熟的标志应在于中国人从中国文化中找到让自己自信、自豪的东西，找到大智慧与动力。第二十九章“中国需要怎样做文化大国？”认为，提升大国文化地位、加强对自己文化认同和信心，必须重视比较中西文明的特质差别，在这一基础上才能找到视野，运筹文化发展战略。第三十章“怎样建设中国思想文化的当代话语？”指出，中国要有一批贯通中西哲学、致力东西比较的专家，这关系到根本转变中国文化的被动局面与重大战略。以中西两大思想传统的宏观整体比较分析，确切指出二者在世界观、方法论、思维方式、价值体系、语言结构的差异，避免在二者之间就个别概念或现象进行笼统附会。“一多不分”话语建构，对中国思想文明再次崛起、对消除文明间误会、构建和谐世界，是空前的、必须的。第三十一章“中华的‘和文化’怎样‘和’出去？”提出，“中华和文化”实现“跨文化”传播，必须厘清几个问题：1）中华文化缺乏跨文化能力的原因；2）到底什么是中华文化；对外传播中华文化要传播什么; 3)“一多不分”是“和文化”的特征；4）“和文化”是具有穿透力的文化；5）学会用“一多不分”说话，是中华文化跨文化传播的根本能力。第三十二章“人的“信仰”与第二次“启蒙”—未来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秩序”提出，人类正面临各种威胁生存的问题：气候变化、粮水短缺、环境恶化、染病蔓延等等。追其根本，是个人主义出了问题！个人主义把人类带错方向！人类必须从第一次启蒙信仰局限突围，实现向以人为中心道德与精神生活的第二次启蒙。第三十三章“中澳对话：促进文化会通”综述了2013年9月国际儒学联合会派出学者代表团访问澳大利亚，以英语为语言，在布里斯班、悉尼、墨尔本，举办五场“中澳文化对话”。中澳人士在以下问题上进行了生动交流：1）中国经典教育是人才辈出的秘密；2）西方要反省对中国文化的误读教训；3）儒家思想对世界的融通和谐作用；4）揭开西方对东方误解的文化纱幕；5）中国文化自古至今的延续是什么？6）儒家思想是“歧视妇女的封建主义”吗？7）儒家“德治”不是西方那种“人治”；8）不能以尊孔与否的现象作为划分对与错绝对界限；9）为实现文化的“和”，多关注差别；10）儒学在未来世界文化秩序中的角色。
中国人与西方人之间有一种难以意会，不易言传的东西，就是“一多不分”与“一多二元”的不同宇宙观、认知方法、思维方式、所谓“价值观”以及语言的不同结构，这些是在双方面对面交流也难以察觉的东西。因为“一多不分”与“一多二元”，是彼此心灵深处和下意识的，是双方互为暗处的；双方实际所处的态势，可用在黑暗中彼此向对方摸行比喻。正是这种双方彼此难以发觉的差异，是导致误解的障碍，需要明察，需要互相了解。可以说中国与西方的任何交流，如果不把“一多二元”和“一多不分”扮演的角色搞清，就不会发生真正的交流；这种情形包括任何人文社科、政治思想研究乃至日常生活的交流。举个最常见的例子，如果把西文“democracy”与中文的“民主”理解为同一个意思，其中转换概念性质的逻辑错误是很严重的。人们往往是用自己的母语意境当作对方语言的意境；它已是造成扭曲发生的必然性。这是想一想就很好懂的事情。
近些年中国思想界有很多争论热点问题，如：中西文化是否有优劣之差？中西方谁的政治制度更好？中国文化是否阻碍现代化？中国现代为什么落后？中国思想是不是哲学？儒家思想是不是宗教？是不是没拿到诺贝尔文学奖就不如西方？是否有“普世价值”？不一而足。其实，有了大道至简的“一多不分”与“一多二元”比较阐释，这些问题本身就不是问题。恰恰是因为不知道“一多不分”和“一多二元”的差别，才会出来这些问题。今天解决这些问题变得十分紧迫，这是因为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像今天这样中西文化互相开放呈现的机遇。抓住它，就是希望，抓不住就滞留在误解之中，就是危机。
中国崛起的时代命运，亟需解决中国将自己意愿、价值和行为，自己能够理清，也能对世界讲明白的话语。如今比较中西哲学交给了我们一个“一多不分”和“一多二元”大道至简的方法，为中国解决看清自己、讲明自己的话语，非常难得，可遇而不可求。本人衷心希望与有识之士一起，为中国与世界未来光明的事业，同心协力投入这一前途灿烂的学术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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