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在经济、政治上处于上升趋势，亦迫切要求文化地位崛起；如文化地位微弱，经济与政治的崛起难以持久；

    2）弄懂为什么中国在文化处境被动劣势的人不多；如不懂原因是什么，不可能有跨文化传播的正确策略与实践；

    3）意识何谓跨文化传播正确策略与实践的人不多；而对此有真正意识，与其说是方式方法问题；不如说更是对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都是两眼一抹黑的问题。只有贯通中西文化之时，才会意识到何谓正确的跨文化传播策略与实践；

    4）有效制定跨文化传播策略与进行实践，取决于对中西思想传统恰当的比较视野和立于中西贯通的高度。如今具有此意识的人不多，因此首当其冲的是大力营造比较中西思想文化、加强中西贯通的意识环境、培养贯通中西人才的社会氛围。就以上四方面详尽阐述，本文将分八个小标题进行分析：

    一、中西长期上演《三岔口》；

    二、西方扮演中国的讲述者；

    三、文化纱幕至今障碍中西相互理解；

    四、“四不像”认知的困惑；

    五、甩掉鞋拔子，摆脱西方中心的话语；

    六、走出庐山，让中国文化讲述自己；

    七、翻译沦为求其次，比较哲学才是中西互识必经之途；

    八、为寻求和谐之道而识别差异。

      本文的结论是：跨文化传播的策略与实践在于对方可听得懂的传播语言和方式；实施中西思想文化比较的语言和方式才是使对方听得懂的传播语言和方式；这套中西思想文化比较语言和方式，是围绕对中西方传统在宇宙论、思维方式、价值观和语言四大文化范畴的结构性差异进行识别基础上建立的；各属于中西方思想文化传统不同结构的表达为：西方“一多二元”与中国“一多不分”（下文详述）；在这两个结构上的恰当比较研究为本文所说的“中西贯通”，如此才会懂得并制定出恰如其分的中西跨文化传播策略及其有效实践。

一、中西长期上演《三岔口》

      中国应采取什么样的跨文化传播策略和有效实践？这是中国未来发展和命运无法回避的问题。它伴随中国和西方长期上演《三岔口》纠结尴尬局面，变得越来越迫切。中国京剧《三岔口》比喻的情势是，双方都感觉到对方的存在，却由于处在黑暗中互相看不见而只能茫然、怀疑、猜测地向对方摸行。这样情势的原因是，中国人和西方人之间基本存在一种难以意会、不易言传的东西，它是二者各自宇宙观、思维方式、人生观乃至语言上的结构差别。它是在一般具体的语言情势场合，人们不容易察觉的差别。确切些，它一方面是西方人心灵深处下意识处存在的一个超绝实体主宰的宇宙及由此养成的二元对立、单向单线思维结构，另一方面是中国人头脑中道与万物的自然宇宙及由此养成的通变互系性思维结构。这种情形为中西两个思想传统之间的结构差异，它导致方方面面的大量中西方互为暗处的问题，致使互相看不清对方，不断上演《三岔口》。直到今天，中西方的接触仍然停留在满腹猜忌地向对方摸行接近之中。隐藏于双方文化传统暗处的结构性差异，一天不得到明察，双方就一天处于彼此两眼一抹黑的状态。

      中国演出《三岔口》表现了在西方文化面前的被动、不知所措，有明显心理状态上的一相情愿、剃头挑子一头热，对西方判断凭借的是错觉、误解。修正误解、走出错觉、心态正常、秉持平常心，就不被动了。这样的主要标志是改变看待自己和西方的角度。被动是双向的不恰当，一个是以中国思维方式看待西方概念和事物：西方什么都是好的；另一个是以西方概念标准衡量评判中国：什么都是不对头的、不顺眼的。一个人看不起自己，心理状态不恰当，缺少起码的自信自尊，能不被动吗？有自信心，就不被动，就知道该如何行为举止，就不再像法门寺的贾贵，连自己的手搁在哪儿都觉得不自在。所以，在西方文化面前的被动，中国只能怪自己。一个人心态不正常，当然不知道怎么介绍自己。奈斯比特对中国的说法不错；知己知彼之后，对自己充满信心，就知道怎么欣赏自己，怎么宣传自己了。一句话，就是通过中国看中国，自惭形秽不健康。

      在西方文化面前的中国被动，已不是具争议的认识。但对为什么中国人会被动，探究、懂得的人很少。其实，对此理解甚少与中国为什么被动，恰恰是同一个问题；这就是不知己不知彼状态，尤其是在比较文化角度上。人人都知道孙子兵法的话：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反之则百战百殆。恐怕有的心态更有甚之，不知有战或者根本是惧战（思想上解除武装）的，这样不被动，反而是奇怪的！此外，不知己知彼之原本逻辑是不知彼导致不知己。“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只有走出去，达到知彼，再回头看自己，才能知己。这就是跨文化比较的逻辑：做到知己知彼，知道西方文化是怎么回事，也知道自己文化是怎么回事，非做到中西双向理解不可！要做到这样，则非进行中西跨文化比较研究不可；要这样的比较，又非进行相互间的结构比较不可；要弄懂彼此间各是什么结构，又是非进行“一多二元”与“一多不分”的比较不可。不这样认识，头脑就仍不清楚，认识就仍不到位，就会持续处于被动。

二、西方在扮演中国的讲述者

      其实，中国文化面对西方的陷入被动、长期失语，不自觉沦为文化孤岛，已有300多年历史；乃至今天中国在融入世界的之时，其文化精神依然未为世人所知。什么原因造成的这种状态？中华文化精神如何才能被别人理解？应当采取怎样的跨文化传播策略与实践？为什么说跨中西比较哲学研究是今天中国打开与西方思想文化对话之门的一把金钥匙？西方一直在扮演中国的讲述者；跨中西的比较哲学研究可彻底改变这个局面。

      美国中西比较哲学家安乐哲指出，《牛津英语词典》的“Chinese”(中文、中国人)一词，其定义本身就是“inscrutable”( 难以捉摸、难以理解、神秘莫测、不可思议等)意思。情况是，一方面西方不懂中国；另一方面近代帝国主义造成中国在文化上没有自己的声音。

      最先把中国思想文化介绍给西方的是欧洲传教士；他们的目的是把西方的唯一上帝输入到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把中国思想传统附会到欧洲宗教体系之上。欧洲版本的中国思想是一套中国的亚伯拉罕宗教。在以传教士为先驱编纂的词典中，“天”作为“Heaven,”“義”作为“righteousness,”“道”作为“the Way,”“禮”作为“ritual，”“孝”作为“filial piety,”“仁”作为“benevolence,”“理”作为“principle,”等等，统统变成了西方宗教或形而上学词汇。西方将中国思想解释为西方那个体系，但与西方比是在低一等的。西方东方主义视野的中国，是暴君政治、神秘落后、愚昧原始、停滞不前的；这套话语词汇带有浓厚后殖民主义色彩。后来，中国人在近现代翻译西方思想时开始将此套话语采用到中国的现代语言中来。中国思想文化以西方话语讲述，明显结果就是导致自己的被曲解，沦为西方施展话语权的对象。直到今天，人们想到西方书店寻找中国哲学书籍，在哲学类找不到，须到“东方宗教”类去找。按西方学术分类，中国思想不属于“哲学”（philosophy）。大多西方大学哲学系没有中国哲学课程设置；学习中国哲学须到“宗教系”（Religion）或“亚洲系”（Asian Studies）去。

三、文化纱幕至今障碍中西相互理解

      中西比较哲学研究表明中西方哲学结构差异的重要；中西哲学结构差异就是中西之间相互隔绝的文化纱幕。本人参加过为数不少的文化问题国际学术会议；在这种场合，中西方学者真正实现在某一观点和学术问题上对话的概率极低；绝大多数情形是中外国学者各说各话，互不相知对方所云。中国的人文学术，一般不可以翻译为英文在西方发表。《易经》、《论语》、《道德经》及各种国学典籍、传统民族精神，一旦翻译为西方文字，不过是权宜之计求其次，因为西方文字并不具有准确翻译中国思想的功能；“一多二元”的结构决定着它不能实现把中国介绍给西方的目的。中西的文化纱幕难以逾越；它是下意识的，无时不在却看不见摸不着，天天在误会、天天制造混沌状态。文化纱幕也即西方的“一多二元”和中国的“一多不分”；对西方思想传统来说，“一”是上帝概念，是超乎人类经验的“一”；“多”是呈现为独立个体而互不联系的宇宙间一切物；“二元”指“一”与“多”（或神与人）之间单线、单向主宰和对立的关系；也指一切“个体”之间孤立与对立的关系。宇宙是由超绝的“一”对万物外加的法所设定的秩序。

      中国有自己的一套“一”和“多”的话语。“一”（“道”或“理”）为自然、社会万物、人与人之间相通、互变、不分割的延续与互系。“道”或“一”不独立于“多”，而是内在于其中；所谓“一、多不分”。因此，西方与中国要有一个彼此真正的理解，双方都必须搞懂“一多二元”、“一多不分”两个结构，并通过它们来看问题。西方搞不懂中国，因为它用西方话语讲述中国，是把西方结构强加给了中国。中国的事物只要用西方话语去讲述，就被扭曲，变得不顺眼。而中国甘愿用西方的话语讲述自己，就成了许嘉璐先生说的：跟着施特劳斯圆舞曲跳中国大秧歌；不伦不类！而一旦搞懂“一多二元”和“一多不分”，人们会发现什么？会发现许多历来认为中英文对等的词汇，都是风马牛不相及！“民主”与“democracy”,“人权”与“human rights”,“自由”与“liberty”,“个人主义”与“individualism”等等，意义上都对不上号。英文这些词汇都是以上帝为起因而派生出的意义；而在中文，却与上帝都毫不相干！长期以来，西方用“rights”判定中国；中国用“人权”比附“rights”，双方其实陷入的是个泥泞的沼泽误区。

      迄今为止，中西方基本上尚未认识到二者的大量误会来自宇宙观、思维方式、价值观和语言这四大文化范畴的结构差异。它导致：但凡中西各自语境的理念，一经进入对方的语境，都变得如同陌路人一样，不再与“家人”相认。西方讲中国不是真正中国，中国学习西方不是真正西方，事情就是如此发生的！中国人阅读西方人的中国问题学术时，发现大部分听起来别别扭扭，甚至是“满纸荒唐言”。从中西比较哲学高度，对哲学和社会科学界的这种现状就看得明确，看得痛切；没有这个角度，就无法意识到西方理念在中国已经变成陈词滥调；中国现实已变成用西方人文社科理念附会和胡说的对象。对此许嘉璐先生还有个比喻：中国哲学今天的角色酷似贾府怡红院的小丫头。他甚至提出，我们得了食洋不化，传统文化被戴上了镣铐。今天该是甩掉这个镣铐的时候了。

四、“四不像”认知的困惑

      中国人搞不清楚中西隔绝文化沙幕的后果就是当今出现的历史上最严重的搞不懂西方，也变得不懂自己的丛生现象。对此，“四不像”认知是个绝好写照。“四不像”是一种非驴非马非牛非羊的动物。现在比喻混乱逻辑的认知。这是一种自觉不自觉将原本风马牛不相及的中、西人文思维逻辑，异想天开地重叠在一起的混杂认知。比如，把西方“human rights”作为汉语“人权”理解并加以论理，是将差别迥异的中、西人文思维逻辑重叠在一起的典型“四不象”认知。

      上面提到四百多年前的欧洲对中国的传教活动。为使中国人皈依上帝的目的，西方传教士了解中国传统认知和思想，将中国认知和思想附会到西方基督教的认知体系和话语框架之中，就是“四不像”认知；因此，中国当代“四不象”认知的历史渊源理应追溯到这里。直到现在外语教学使用的汉语与西语词典，此种情形比比皆是，大多中国传统思想观念在此种词典里的西语注释，都派生于西方上帝假设。安乐哲感叹地说：汉英词典简直是灾难！

      近现代一度时髦的“西体中用”（或曰全盘西化）口号就是一种“四不像”认知；它是刻意采用西方思想，哪怕带给中国的宇宙观、思维方式、语言和价值体系的是混乱也在所不惜的认知。“中体西用”则是指中国传统宇宙观、思维方式、语言、价值体系不变；与之相和的西方思想可以在中国结构中运用，如不和则弃之不用。

      “四不像”认知表现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以中国互系性（一多不分）误解西方概念性二元对立思维，进入了一种“四不像”认知；二是以西方的二元对立思维打乱中国的互系性思维。二种情况通常是与交叉同时发生。当你因为中国原本没有某一概念而强力推行这个理念的时候，你将西方二元思维强加于中国互系思维传统，就处在“四不象”认知状态了，这也是用西方二元对立打乱破坏中国的互系思维。比如，你越是推行人权、维权，越是推动人的二元对立的权利认知，越是在取消人不仅注重自己权利，更要设身处地尊重别人权利的互系认知。结果，越是这样维权，“人权”问题就越多，社会问题就越复杂胶着。

      将二元对立思维误作为互系思维，或者以二元思维打乱互系思维，是今天我们身边充斥的“四不象”社会知识形态。问题症结是西方思维与中国思维的混杂重叠，造成无逻辑可循。“四不象”的意识世界充满的是简单、直线、单向思维，是以其替代现实世界复杂性，出现意识与现实的脱离，造成人与现实脱节与人的心理矛盾。“四不象”认知混乱局面还以“多元化”的面目出现。这是一种名为“多元化”实为“相克互伤”状态。如果将逻辑疏通，“多元化”实际是各种话语体系的混杂状态，皆趋于对实际与自己结构相和的彼此采用二元对立、势不两立的恶斗思维。

      “四不象”认知将中国人置于简单思维的泥潭之中，置于无休止的困惑之中。理解“四不象”、挣脱“四不象”怪圈、摆脱困惑，是中国人面对今天世界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解决的方法，就是认知、弄懂中国与西方两个人文传统的结构性差异，这样才会意识到今天处在“四不象”的怪圈状态和原因。中西比较人文思想阐释学方法论可帮助我们在理论上对中国与西方思想逻辑重叠混杂状态进行分解，让西方概念回到西方本体系中去，回归它原汁原味本意；也把中国的观念放回到它自己传统和历史环境中，去重温它原汁原味的本意；结束两种人文传统被武断重叠的局面。

五、甩掉鞋拔子，摆脱西方中心的话语

      用西方话语来讲述中国思想文化，安乐哲生动地将它比喻为“鞋拔子”。他指出，要创造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机会，不能忽视人们是用西方的眼睛看中国，用的是西方范畴和概念。有一个英文词“shoehorn”，中文是“鞋拔子”，可用来比喻用鞋拔子把中国文化塞进西方的鞋子里去。西方鞋子就是西方范畴概念，比如，中国的“天”、“义”这些观念是不能放进西方范畴的。它们被翻译成“Heaven”和“righteousness”，就变成了圣经的词，就以上帝存在作为前提了。这等于把中国“以人为本”的传统变成西方“以神为本”的宗教。这样中国文化变得扭曲、变得面目皆非，是不合理的。中国思想文化不应该把自己被塞入西方结构框架作为赋予自己意义的机会。

      在西方讲述框架中，中国精神带着西方的枷锁，但是意识到这种情形的人并不多。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开始用西方概念和话语结构解释、解构中华思想文化。哲学界大量使用象本体论、超越、普世主义、宇宙的西方概念讨论中华人文思想。这意味着中西方一个多世纪的话语已存在问题，甚至就是错的。《文史哲》杂志2009年5月2日至4日召开以“传统与现代：中国哲学话语体系的范式转换”为题的中国哲学高端论坛，对一个多世纪中国哲学和社科学术界使用的话语体系进行探讨，非常及时。真是让人感慨，双方在误解、难堪的过程中走过了一百多年。这个状况今天必须结束了。甩掉鞋拔子，摆脱西方中心的话语，安乐哲的比较哲学阐释学今天在中国推介，正逢其时。

      中国要打破西方话语结构，拒绝用西方话语讲述自己，拒绝用给自己思想文化硬性强加一个西方结构。西方话语已经使中华文化传统体系发生解构，已经七零八落、面目皆非。当下势在必行的，要创建当代后现代新话语结构，即中西方两大思想文化体系整体比较角度的话语。美国摩根州立大学卓安娜﹒科罗斯比教授说的：“为了理解一个自己意义的中国，我们必须让西方去中心化”。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生郭晨很感触地说：我们深刻意识到中国与西方差异的根源以及由于不同思维方式与不同话语体系、中英文词语不对等性等造成彼此的误读。只有在对结构差异性的关注下，通过中国解说中国，通过西方理解西方，跨文化传播的有效沟通才会产生。

六、走出庐山，让中国文化讲述自己

      跨文化传播的紧迫任务是两方面;一方面，要达到对西方真正理解，另一方面，让西方理解中国。怎么才算对西方真正了解？是在理解中西思想文化的结构差别和它具有的牵动全局的意义上，才是真正了解西方，才会意识到要以西方听得懂的语言与方式进行跨文化传播。在这个起点上，采用恰当话语对二者进行解释，思考科学处理二者关系的方式和方法；科学地解决如何实现文明共处，创建和谐世界的途径。

      不从中西哲学比较角度思考问题，则鲜有人懂得跨文化的性质是什么，鲜有人懂得怎样叫传播和如何传播别人才能理解，鲜有人懂得历来我们跨文化传播的策略与实践问题出在哪里，困难来自何方，鲜有人懂得怎样才是使别人对中国发生理解的传播策略。现在清楚了，跨文化的性质是跨越文化体系，是跨越两种不同宇宙观、思维方式、价值观和语言的结构。身在一个文化传统的特定宇宙观、思维方式、价值观和语言上的结构之中，是无法跨越出去的；跨，在这里意味着对二者整体上具有的恰当把握、贯通中西能力；跨文化是能自如往返跨越其结构。这是一种可在二者之间做出结构性恰当比较的能力。传播，这里意味着使别人听懂、理解；而跨越文化、在其基本结构之间自如游弋的恰当比较才是让别人听懂的传播。跨文化传播如果是基于这样理解，那么策略就再也不是诸如只重视语言翻译那种过去的方式方法；过去的经验和中西比较哲学阐释论方法论都告诉我们，单纯翻译不是实现传播目的的有效手段；能进行“一多不分”与“一多二元”中西思想文化结构差异比较阐释才是奏效的策略与实践。通俗地说则是：走出庐山，让中国文化讲述自己。

      安乐哲主张中国问题需要用中国自己的观念讲述。美国著名未来学家奈斯比特也提出用中国的思想讲中国的故事。美国马里兰学院政治哲学教授罗思文则指出，从利玛窦1590年代从事儒学研究时起，人们开始问的是儒学是否符合亚里士多德道德、基督教伦理学、康德伦理学、功利主义伦理学——都是用西方哲学概念打量儒学。但是今天要讲“角色伦理学”；这是与西方各种思想相比的伦理学，是具有更大价值的哲学，而不是以西方伦理学高一等的。

      作为跨文化传播策略和实践，我一直讲授中西哲学比较视野下的政治学课程。对东盟外交官、欧美外交学学者、欧洲、美国和中国学生。我讲过《通过中国理解中国》。我认为，如何一以贯之、提纲携领地达到让庞杂博大的中国文化被西方文化背景的人清晰理解和掌握？那就是以郝大维、安乐哲比较哲学的阐释方法去认识和介绍中国文化基本结构：天地观（宇宙观）、互系通变观（思维方式）、价值观（和而不同与天人合一）和语言的结构；以西方“一多二元”和中国“一多不分”两种结构为贯穿，在比较视野中讲解一系列需要迫切回答的中国文化和政治问题，例如传统价值观、中国特点的科技思想、人文精神内涵与核心价值、儒学世界意义、翻译与中国文化传播形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儒学、如何让中华文化讲述自己、比较中国与西方政治思想、比较中美政府政治等等题目。学习中西比较哲学角度，目的在于运用它解释现实社会与国际政治问题。让西方人民理解中国，要用中西比较哲学方法，让中华文化自己讲述，向人们展示历史和传统中国思想在今天现实社会和政治生活之中的延续与挫折。

      美国哈佛福特大学教授凯瑟琳‧赖特指出，有让中国文化讲述自己的阐释域境，我们就可以达到对中国哲学典籍原汁原味的理解。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生黄丽娜一次参加中西哲学比较课程之后指出,用中国意义话语解释中国文化、恢复被西方哲学话语掩盖的中国哲学生机和活力，使西方学者意识到中西文化差异的根本所在。同时也使中国人意识到，目前中国哲学体系使用的很多像“主体”、“客体”、“自由”等概念本来和中国文化传统没有任何联系，是生搬硬套西方哲学概念的具体表现。其实，人们并不了解这些话语背后西方人认识世界，思考世界的方式，这种情形迫使我们不得不进行比较，重新审视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中国文化传统目前正处在“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困境中。我们要萌生“走出庐山”的意识，深刻领悟西方文化，再返身自己，重新发现中华文化的伟大价值，让中国文化讲述自己，彻底摆脱西方化的话语影响。

七、翻译沦为求其次，比较哲学才是中西互识必经之途

      把握了中西哲学基本结构的比较阐释论，我们意识到正确的跨文化传播策略和实践也基于认识到，翻译对于跨文化传播的作用，已沦为求其次，比较哲学才是中西互识的必经之途。《论语》、《道德经》、《易经》等重要中国文化典籍已被翻译成许多西语版本，翻译本身已成为学问，至今所有这些版本仍然是西方人读不懂和产生误解的版本。这现象本身说明光靠翻译，难以达到使中国让另一种文化理解的目的。中国有很多造诣横溢、美妙华章的诗文，翻译到英文去之后如同白开水一般。

      其实，哪怕是最普通日常生活用语，由于中西文化传统各自语言的独特结构，也很难找到同义对等的意义。比如“10”（英语“ten”）与“十”也不对等。“10”（英语“ten”）在西方文化背景人头脑的潜意识中是十个单一个体的物品。每每问及美国同学如何表示10，他们都立即伸出十个手指或回答“十个苹果”。中国人对表示“十”往往迟疑，甚至试探性回答：“十全十美？”潜意识中，中国人似乎更从事物与事物之间的互系性、不分性出发，将“十”作为一个整数字看待。同样情况，“人民”对中国人，潜意识是作为整体理解；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个人与个人之间有互系性、不分性，人多了自然作为整体的人理解。而英语“people”（译为“人民”）则是很多很多个体，潜意识是单个人。这也说明，中国老师上课时问候语是“大家好！”；而如用英文表达，则必须要说“Hello，everyone!”即要强调问候的是“每个单个人好！”。

      中文语言的含义如何能用翻译转到英文语言之中去？在将中国经典著作向西方语言翻译的过程中，如果是字对字翻译，是肯定找不到对应的字词的。因此，从中西宇宙观、思维方式、价值观和语言四个文化范畴的结构差异出发考虑，其实把中国典籍转化为西方语言，让西方人最有可能理解中文原意的方式，会让人意识到，关键地做法是比较阐释的语言和方式。要给予充分阐释和注释。阐释和注释甚至比翻译本身更重要。我曾经作过安乐哲《论语》英译本与其他英译本的比较教学，我认为，安乐哲译本更好一些的理由是他充分解释了一些核心的哲学观念词语，并对中西两种不同哲学体系的不同世界观、思维方式集中作出介绍。作为核心术语，他对“礼”、“德”、“仁”等等在翻译文本之前就对其进行介绍、解释。之后，他在自己译文当中选择使用特殊选好的英文词汇。比如“君子”一词，英文对应词他用了“exemplary person”。因为他在译文之前已从比较哲学角度系统介绍了孔子思想特点和为什么选此英文字对应“君子”，在读他的译文时，就发现更容易读懂而且更接近中文意思。所以我认为进行中文典籍的翻译，阐释与注释必不可少甚至比译文本身更重要。例如在正式译文出现之前，在比较哲学角度上介绍其背景和整体特征，介绍文本中体现的中国宇宙观，介绍每个核心术语的丰富意义簇和互系含义，同时交代你选择好的在译文中自己将要使用的英语对应术语。这样，你就会有一个在整体上更接近汉语原版本的译文版本，相对更接近地将中文版本的哲学含义转入到英语语言之中。中西哲学比较基础上形成的语言则会成为在两种思想文化传统之间达到较好互相传达作用的新语言。

      比较哲学是中西互识必经之途，理由是郝大维、安乐哲的比较哲学阐释学方法论的独到之处，即中西方哲学思想传统之间的整体性比较【英语是“域境化”（contextualized）】。之所以独到，在于它区别于以往的比较哲学，先找一个被讨论概念在其本哲学传统环境所具有的意义，再以从文化环境获得的意义与另一方文化的一个相应概念进行比较。这样比较更具严格准确性和提供可比性，并有广阔的解读性。郝、安的特殊贡献是中西两大思想传统宏观整体视角的比较方法论，它指出二者之间世界观、方法论、思维方式、价值观、语言体系的结构差异性。这种方法使得中西方在社会生活、人文行为、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各种领域都可具有切实可比性。

八、为寻求和谐之道而识别差异

      郝大维、安乐哲两位中西比较哲学家的阐释方法论改变了百余年来流行的以西方单方面的概念和话语对中国问题进行阐释（所达效果是扭曲很多事情）和脱离中西方各自语境谈论两个传统的所谓“相似”。它更关注的是中西思想文化的差异，认为差异更值得注重。为什么差异更需要关注？可拿一只大象的腿和一只蚊子的腿相比做比喻；如果更关注相似性，人们会说这二者都是腿，二者都是走路用的。但是只有明白大象与蚊子之间有多大差别，才会知道各自的腿之间差别有多么大，才会意识到，只讲二者都是腿、都是走路的，等于什么都没有说，等于掩盖了多么大的差别，等于带来多大的误导。蚊子和大象作为两个生物体的差异，是整体的差异。只有搞清整体的差别，才能通过差别理解局部，才能意识到抽象的“类似”原来差异很大。郝大维、安乐哲的方法，就是让人先看到中西文化传统的整体差别，再来看原以为的“相似”，其实是如何体现整体性差异的。这样才看得深、看得确切、看得明白。这样的好处是最大限度在意识上减少和避免误解。误解是危险的，往往导致矛盾、甚至冲突。中西方要了解彼此的差异，看到差异的根源性、结构性，这样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至少彼此对他方都能有积极的预测性，都会开发智慧，想办法避免冲突，去寻找达到和谐局面的做法。

      一位参加了安乐哲中西哲学比较学习班的山东企业家白兴亮颇有感触地说：“西方人的思维和东方人的思维差异是比较大的。西方人想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需要先从中国的思维方式上入手。如果中国人要把自己的传统文化更好的传播到西方去，也需要先了解西方人的思维；这样有利于我们想出怎样把中华文化向他们解释的方法。”美国夏威夷大学中国留学博士生黄田园指出，我们中外学者互相了解的首先是对方的观念是什么。双方都有这种意识要求和感觉，这是大家共同的兴趣所在。在讨论过程中，互相探讨的也是首先看清在根源性上、结构性上东西方的差异在什么地方。然后再寻求东西方是不是有共同点可以找到。哪怕没有共同点，大家认识不能统一，但是毕竟我们都知道对方是怎么想的。”

九、跨文化传播的策略与实践

      北京外国语大学、尼山圣源书院、北京四海孔子书院联合举办了一期“比较哲学视野的国际中华文化师资班”。自2011年7月3日在尼山圣源书院开学，经过一个月集中紧张学习，7月30日圆满结束，在北京国子监举行结业典礼。此次学习班立意是培养从世界历史和中西互识高度的中华文化师资，以中西比较哲学方法阐释中华文化的内涵和价值，寻求进行东西思想文化传播的恰当有效方法与途径。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真正跨中西方文化的传播实践，一次寻求中西文化双向诠释的传播策略与实践。在北京国子监彝伦堂举行结业典礼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前副委员长许嘉璐先生发来电话祝辞，充分肯定这种跨文化传播的做法和取得的成就，希望形成长期机制，鼓励继续办下去。

      在结业式上获得证书的是来自美国、意大利等国十多所高校从事哲学、文化研究与教学的教授、学者，丹麦和美国高校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中国国内数家高校从事中国典籍研究的青年教师与在读研究生。

      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博士生乔溪，作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东西方关系中心外籍工作人员全程参与了中西比较哲学视野国际尼山中华文化师资班组织工作并聆听了全部课程。他感慨地说，作为一名哲学专业的学生在北外东西方关系中心工作，这次感受的是人民的接触。东西方关系不仅发生在教室内，而且发生在餐桌上，汽车上、爬山时、打篮球时——在中外学员一起参加的各种活动之中。我感受的是人民的来到一起、交流各种感受。这次尼山学习班的的确确是个创举，我会用很长时间深刻考虑我在这里获得的中西方哲学的真知灼见。这次也是一次人类互学互识的创举、一次同住、同学的机会。将来如果再想起东西方关系，能想到的已不仅是概念。而是活生生的经历。我相信，这个月所获得的，将不仅是对我们自己，也对我们的学生，学生的学生产生深远影响。我也期待，我们在尼山的努力也将会对整个世界产生有益的影响。

      美国圣地亚哥大学安﹒比茹赛罗教授指出，文化比较角度很重要。这次从不同的侧面展示了如何真正去理解文化的差异和应有的多角度。这对我这个西方人帮助很大。我要牢记并尽一切努力将老师的教诲发扬、传承下去！我要代表我在加利福尼亚的同学们感谢你们；我的学生们将会很快享受到这次尼山学习班的硕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