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字在甲骨文中由一个正立的人和一个倒立的人构成，人倒过来了，正是“变化”之意。文化是什么？是以文促变、以文化之，所以有“圣人之治天一，先文德而后武务。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之言。可以说，“道”可道，非常道；“文”可道，为“化”；“化”不可道，为“文”；“文以载道”，为“文化”！“文”为内在关系之呈现，也是中华文化魂之呈现。

     而西方意义的“文化”（culture）与中国之“关系”文化无甚干系。西方现代词汇“culture”一词，来自古罗马辞令家西塞罗的培养灵魂的思想，原是对哲学灵魂成长的一种农作物比喻；意思是，作为人的发展，是以天外存在一超绝本体意义的至上可能理想那种目的的。塞缪尔•普芬道夫拿过这一比喻，运用到现代环境，意思相似，但不在将哲学设想为是人的自然完善。他和许多采用他用法的人们，是把“文化”用于指人类克服原始野蛮性的一切方式，以及通过手段，变成彻底人。用泰勒的话说，文化是那个复杂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任何能力和习惯——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需后天取得的。在这里被习惯译为“文化”二字的，与“关系”没有干系，而是个人达到的能力，这一能力之目的，是一种设想的天外超绝要求作为目的的，也即是内涵超绝主义与个体主义文化内涵的。

3）“道”、“德”、“仁”、“智”：中国人对关系思考之极致

     在目前许多关于“文字”的考古发掘中，中国“甲骨文”可称为最早的成熟文字。“甲骨文”是汉字祖先，很多汉字可追溯到“甲骨文”中的原型，都能给我们启示：中国人对他们性之所由、心之所系、情之所荣“关系的一切”思考之极致。最集中地浓缩中国人“关系意识”渊源的汉字，最容易举出之例就是“道”、“德”和儒家思想中更频繁出现的以“仁、义、礼、智、信”等汉字延伸而成的观念。由于篇幅限制，在此举“道”、“德”、“仁”和“智”几例。

(1)“道”

     金文大篆为“”，小篆为“ ”繁体隶书为“ ”。关于金文的说法是：或從“辵”，“辵”由“彳”、“止”组成，“彳”象道路之形，與“行”之意同。“止”或訛變為“又”形，古文字的“又”往往演變為“寸”，後世的「導」字可能是從這種形體訛變而來的。据《说文》，“(道)，所行道也。从辵从首。一達謂之道。，古文道从首、寸。”所谓“一達謂之道”，应指通達而无歧路之道路。小篆字形，据“略说”言：“從‘行’從‘止’從‘首’，‘首’是聲符。‘行’象四達之衢，即今天的十字路口，指兩條道路交叉之處。‘止’象腳，‘首’象人頭，古文字的‘首’和‘止’往往可代表人，全字象人走在道路之上，本義是道路，引申為人所力行的正道、道德。”“甲骨文”尚未给出“道”字，却有巨石上刻本甲骨文“道”写法为“ ”。亦有互联网传，说有人请得一甲骨文“道”字，其说为：“表达就是一个人站在十字路口，选择朝哪个方向走。其实人、或是一个组织都是在选择走向何方，方向对了才可以走的更稳、更远。”而于《郭店簡．老子甲》中，“道”字寫成“彳人亍”，“人在道途中”之义益显。另有一个网传甲骨文“道”字,是以女人肚子为意象，似指“有孕在身”、呈胀大形，又引申至人途中之有修養、學問、見解等，如同肚子着实有气，亦谓“道”。但此“道”非道路之“道”；其实古来道路之“道”，是一个人头，长满头发，坐自己腿上，再把腿向前迈，曰“道”。

      如果没有一个与西方互鉴的比较哲学视角，汉字来源之资料似乎颇具模糊性，不能得之确切所以然。如果这里我们借鉴西方传统的语义环境（言上帝式之超绝与万物个体性独立含义），汉字“道”之来源的如此表面似乎模糊不堪意象，则会变得一目了然。在这个视域之中“道”是什么？中国传统哲学的儒、道两家共享“天道”这一术语，亦都分别强调“道不远人”；无论“道”作为具体的“各有其道”还是抽象含义的（“天理”）“大道”，与西方语义环境相对照，都无非是强调1）“道”即一切事物之“内在联系”；2）“道”皆是与人的相参有关；“道”恰是中国传统哲人对“关系”所做极致思考之语汇。

      “道”的汉字蕴含的文化之魂，显示这样一种“万物互系”思维，把“道”视为“互系”、称之为“变化之道”，也即任何事物的“变”“通”之道。这在《易经》中已经象征地提出宇宙间任何事物的一分为二性，并以“一阴一阳之谓道”回答了什么是道的问题——  就是恒常不休的阴阳互动之道。《易经》还将这种阴阳互动称作“易”，道理是，现在发生的情形和将来情形的走向依赖于过去曾发生的情形。正如《易经》说：“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  从事物之内在联系之道，由于人的相参，延伸为认识的途径，正是“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  

（2）“德”

      道家与儒家观念的“德”是分不开、源自一处的，都是指善天地人万物之关系（道）。
      甲骨文的“德”，写作“ ”；它是“ ”（行，四通大道）与“ ”（直，不曲折，不犹豫）二部分的组合，喻意“大道直行”。也有甲骨文“ ”将四通大道的“行”（ ）简写为“彳”（ ）。这一造字本义是：看清道路方向，没有困惑迷误，大道坦然直行。金文“ ”将甲骨文的“ ”写成“ ”；还有的金文加了“心”（ ）写为“ ”，明显突出“大道之行”是一种用心之事，必须心胸坦荡的含义。篆文“ ”在“ ”（直）与“ ”（心）之间多出一横“一”。“道”在道家思想中，表述宇宙万物的一切内在自然关系，也表述对宇宙的认识以及顺应一切内在自然关系而做事、成事，是谓“道德”，而古籍中“德”、“得”互为假借，“道德”也即是“得道”。“得道”之人，即“道德”之人，是为“真人”“君子”、“圣贤”等，表述的含义是“道”之风韵，因“得道”而成为“道德”，形于人之“用心”而外露为行为神态。

      《说文解字》有如此解释：“外得于人者，恩惠之德；内得于己者，道德之德。” 说明人之“得道”——对“道”之“用心”而有“德”，一是“人”而非神哪里来，是从他人那里来，是从“得道”之“真人”、“君子”、“圣贤”等楷模而来，二是靠自己执著“用心”而来；二者皆是事成之于一，皆是在对宇宙间一切之自然关系的认识与顺应上“用心”。离开中国人所认识之大道，离开中国人所认识之家国、社会、天下、天地宇宙自然关系，任何其他目的思考，不能视为“德”，“德”只是对关系思考之极致才有的语汇。

（3）“仁”

      在孔子儒学中，对关系用心达到极致之核心语汇是“仁”。“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仁”为“忠恕”——“一以贯之”之“道”。而“忠恕”的所谓“推己及人”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无不是对“人”本质为“关系”的用心和呵护、切合所处人伦关系及“身份”的创造性用心用力行为。

 

      “仁”字的“人”，是声旁也是形旁，是表述普天之下不同身份地位生活者。“仁”的甲骨文为“ ”，也即“  ”（二人）。这个“人”，不分君与民，是为“  ”，含等同、均、齐等义，有根深蒂固的将君与民“等而视之”之义。金文的“仁”显示为“ ”，将甲骨文的“ ”写成“ ”。又有籀文“ ”将金文的“人”（ ）写为“ ”。还有的籀文将“仁”写为“ ”，由“ ”（“千”，众多，代表众生）与“ ”（“心”）会义，表示心怀众生。而篆文“ ”则是承续甲骨文的字形。《説文解字》谓：“仁，親也。从人，从二。 

      可以说，人的魂系在“关系”上。心中有“关系”，有人伦，才有道德，才有是非，才有羞耻，才是所谓“人”，才是“仁”。“仁”就是做人，就是活“关系”、担当“关系”，顺当然之性，彰显 “为人”之本然。身为人而无“做人”之要求，放弃“做人”，置“四端”于不顾，视“关系”为约束，为不自由，则不会“为人”，则不是“人”，谈不上为“仁”，则不会有魂魄，不会有文化，则只“为禽兽”。

（4）“智”

      “矢”，意为“箭只”，“智”之声旁也是形旁；“智”的甲骨文字形为“ ”——“ ”（干，木制武器）加“ ”（矢，弓箭）再加“ ”（口，谈论），意为谈兵论战。金文“ ”承续甲骨文字形。也有金文中“智”的字形为“ ”，加以“ ”（曰），强化“谈论”的之义。“智”在篆文中呈现为“ ”原金文的“ ”成为“ ”（亏）。它在隶书中变为“ ”，去掉了篆文中“ ”。汉字“智”的出现语义明显，是来自于古人称精通行军作战为“智”的类比，同它相系不分喻意的，至少还有称清心净虑、洞察真相为“慧”，称醒来感知清晰为“觉”；称明心见性、发现自我为“悟”，称无我、自然率性为“禅”。

      古代汉语不分“知”与“智”。其实“知”之根本喻意在于“知己”，是对“做人、成仁”（“人”本质为“关系”的用心和呵护、切合所处人伦关系及“身份”的创造性用心用力行为）生活的知识与智慧。以“智”之中“口”的谈论兵战作为类比，指的是对“关系”知识与智慧的言说、谈论、沟通、交流，它不是外在、空中楼阁知识，而是儒家仁人不可简约化的社会相互德行。知/智，皆非指属于个体性而在乎天地社会，是天下为“仁”之资源，是致力于改造世界的追求。正如孔子所言：“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可以说，“知”与“智”，基于的是没有严格理论/实践、自我/他人之二元分叉；知识必须取证于社会实践，必须有实际作用。所以，“智慧”应理解为“明智社会实践”。 “知”与“智”离不开实践，也即离不开本身之场域，因此也没有所谓“没有角度”（“上帝的角度”）的所谓“完全客观”视角。也是在这一理路上，认识世界是反思性活动，在反思中对世界的认识。也因此意义之上，“认识”本身是动作，是改变世界，所以“知”也以为“成就”或“实现”——使想要的结果成真，让一个具体世界变成现实。认识世界是具体创造世界的方法。也是这样，“知”与“智”交织着人的情感。人们从相系不分关系出发，发生感同身受、推己及人的相互心理认识，它便等于互相影响。汉字的此种“知”与“智”， 与设想之外在“真理”而言，为真实发生人内心深处之变化。

4）中华文化魂的用心于“关系”是区别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根本点

      必须指出的关键是，汉字内涵的文化魂，用心于“关系”，是区别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根本之点；恰是在这里，它与盎格鲁-欧洲思想传统分道扬镳，就在于它不是被笼罩在上帝式超然绝对宇宙论意识之下，它没有对本质不变个体主义的追求，它不是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假设和虚构。汉字的中华文化所依据的，是彻底的人类经验，人类经验的，就是真实，而不是如西方自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就开始假设、人类不可经验的及人经验作为个体性物体表象背后的那种单一本体或概念“真实”。也就是说，汉字里的中国文化告诉我们的，人类经验的才是可靠的真实；这个真实是：宇宙充满的一切，本质都是内在互系性，都是相互性，都是变化，都是过程，都是生生不已；所谓“个体”是假设抽象而已，是根本不存在的虚构；在这一虚构之上构建的价值观，把它当成绝对、静止、本质不变追求的“个人主义”无非是一场人的虚妄想象剧。

      中华文化魂的用心于“关系”区别于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用心于虚构的“个体性”这一根本点各自承载于汉字语言与西方家系语言之中。中国汉字语言通过字、像、义的不分的表意，对西方表述真实与表象、理性与意象之间的二元性表意造成挑战。汉字表意不表示在义与实、象与实、言与实之间有一种二元可分性，正是这个原因，汉字构成的语言与西方语言相比，可以说是一种求索关系的语言（西方是求索不变质相真实），所谓“说文解字”，是解析意、象、徽、言表述关系，是追求意义是符合通过关系蕴含的变中之“通”或“达”而给出全息性准确性的。我们可以说，汉字语言是一种尊重呼应性语言，是互系性、过程性语言，是类比性语言，是文学性语言，是美学性语言。如果说西方语言应称为形而上学语言，陈述本体语言，求本体语言，是表述“什么”的语言，是追索上帝含义神论语言，那么中国汉字语言就应称为“心场”（视点/视域）语言，是“求道叙事”语言，是阐发“如何”语言，是类推语言，是表述人类经验的语言。个人主义意识形态是用西方那种语言达到特殊表述的，它是在使用的语言上与表述“关系”而使个体性显出虚构、杜撰荒谬性的汉字语言根本上各行其道的。

5）“通变”是用心于“关系”达到极致的中国智慧

      有理由说，汉字内涵的文化魂，在对关系的用心上，达到最高明显表现极致境界的，是《易经》系词给我们的两个字“通”、“变”；变通表达万物的多样性、变化普遍性其中蕴含的不分性与延续性；通变是指人对万物变通的认识，在“变”之中求索“通”（内在联系性），构成万物之中相通的“变通”，同时也是对天地万物变通的在人方面的通晓变通，转变被在此意义之上的“通变”（通天下之变）。通变/变通思想从《易经》处，就给中国思想传统奠定了始终贯穿的阴阳智慧，也即“相反相成”以及现代所说的“辩证法”或“对立统一”（矛盾论、两点论、一分为二等等）的中国智慧。它是根植于对人、社会、天地、自然、宇宙、万物相系不分关系的认识，将人心系在关系上，开发而出的“整体性”、“全息性”、“综合性”、“视点/视域”、横向/纵向不分性、时空不分性思维方式，产生出丰富的非二元性而是偶对不分性思维方法，它甚至可称为中国特有的下意识思维、深深渗透在汉字语言之中。

      中华文化魂的用心于“关系”达到极致的“通变”智慧，使得中国人相对西方：一）较少绝对主义和二）较少非黑即白二元对立式的想法、说法和做法。是对“关系”达到的“通变”智慧，成为中国人的精神家园；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与做人归属感是源自在精神上委身于关系——家、国、天地宇宙之当然关系（或曰仁），并因为达到“通变”智慧程度而强壮无比。是在这个智慧层次上，中国人不乏大仁大德大智大勇精神。它源于一种与个人主义根本不同的逻辑，即“人是主动，人是创造性的”，恰恰是因为中国人的精神归属，不是西方那种“上天”（Heaven）、“一神”（God或什么Deity），也不是西方文艺复兴以及启蒙运动否定“上帝”之后那种没有归属的游魂。中国人的安全感、归属感所基于的智慧，就是对“关系”的理解达到极致境界，这个境界就是“反者道之动”——阴阳之道，“道”的通变，两点论而非两末之偏执——非绝对主义与形而上学。

      中国人不应当因为谦虚美德而变得不能正视自己的智慧。与西方思想互鉴可以使我们对自己文化更有自觉而更有自信。莱布尼茨赞叹中国智慧，不是出于讨好中国，而是出于为西方的前途考虑。他称赞中国文化在实用智慧方面超过欧洲，同时在称赞欧洲文化在抽象知识与可论证真理方面具有优势。知识是抽象性意义，智慧是实用意义。毕达哥拉斯提出的整体观美好人生，主张的名副其实“哲学”，是对于理论为真知的实际智慧探求，而不幸的是，作为伦理和精神生活方式的哲学，变成了脱离实际东拉西扯的“假设推定”哲学。皮埃尔•哈道特（Pierre Hadot）指出，古代思想家的普遍观点是“哲学不是智慧，而只是一种由智慧这一概念引发的生活方式与讨论”。如安靖如与安乐哲指出的，古希腊的圣人概念往往与神性理念绑在一起，神性是个全善尽美境界，它在人世之外。只有神才具有真正智慧，而人只是可以、应该努力去追求智慧（sophia）的；“爱智”、称为“哲学家”（‘philosopher’），是这样一种意义的。其中隐含的意义是，哲学家个体人热爱和追求是与有限的人的知识根本不同的，如果有这种追求，就必须与生活相分离。这恰是与在几乎同一时间在东方中国汉字里的中国智慧不可同日而语的。

6）“中华文化魂”是世界的

      “中华文化魂”的以“关系”为人性之所由、心之所系、情之所荣虽然在对“关系”用心上达到极致境界，但并不是只有中国人通过经验上才有这样的“关系”认识，特别是对“人”的理解，并不是只有中国人才把人视为“关系”的，而是这是全世界人类的经验，因为它来自一个简单事实，生活索性就是关系，人生存、生活的一切——肉体的、人与人的、文化意义的，没有一种行为不是关系的，不是相互性。没有任何人、任何事是作为个体独立性的。人活着，生命不是在皮肤之下一个不变质性的存在，而恰恰相反，是皮肤内外相通不分的生态性变动不居关系。生是关系、活也是关系，没有关系，就没有生，也没有活。如果我们接受这一点，同意“相互关系”是人类经验的本质，为什么这么说？论据是什么？杜威会说，这用不着什么论据，人生存、生活，与之所在的环境，本来就是如此简单和平实的，不需要什么论理的。有谁能否认人作为人活着而具有特定关系及与之相应的角色？作为父母、儿女、祖母、教师、店主等，人活着具有的一切角色，都是约定俗成的联系。什么构成生活？就是这种“关联”及其角色构成着人的生活；一个女儿、一个学生、一位同学、一名教师等等。所谓“活着”，活的就是关系和角色。

      中国思想传统是最讲“个性”的，但这“个性”不是“individuality”，不是假设虚构的与他物互无联系的独立性意义的个体性。据清代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说，“竹曰个木曰枚”，“今俗或名枚曰個”；“經傳个多與介通用”，“介者，分也，分則有閒，閒一而巳”；“方言曰，介特也是也”；“月令左介右介，是其義也”；“半者，物中分也”，“分曰个。因之者亦曰个”。又《庄子•养生主》“是何人恶乎介也，天之生是使独也。”这也正合我们提出的“汉字里的中国文化”是万物间的关系，是人己、社会、天人间的“关系”的观点。西文词汇“individuality”是非经验、抽象假设与他物无联系的独立个体性，而汉字的“个”（個），是就与他物之关系而言的个别性、具体性和特殊性。

      人与人没有任何两个同一性、从来不具有复制性的同一性。个人主义的文化是把这人这样一种不可简化事实给出卖了，人的天性的“关系性”由于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强化而被边缘化、被淹没、被淡化、被削弱、被扭曲。“个人主义意识形态”本来是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宗旨的脱离假设前提的宗教或一神，从人类经验出发人文主义的，但是为了求得逻辑合法性，它又走向非经验的形而上学去，使经验的“关系的人”被强加、被认识为“互不联系个体人”。汉字里蕴含中国文化，恰是因为其经验的“用心于关系”而使它具有世界性及与世界人类精神相通。因为其实，宗教感也是人与人的关系感，儒学角色伦理的文化，恰恰是建立人与人关系感上的。著名美国社会学学者罗伯•特贝拉提出，宗教性礼仪其实起到关键的是社会凝聚作用，人类正是为了满足自己天性的群性感而聚到一起，而宗教传统建立之前，宗教性无非就是人类的群体感。“religion”（宗教）这一词的词根在于拉丁语的“religare”，意谓“紧紧地绑结”。我们可以说汉字里的文化魂，是在人天性群体感意义上，是不仅仅是中国的，而且是世界的、全人类的。“礼”（关系与尊重）是家庭与社会的共同语言，成员的各安其位，它加强人的社会共同意识与归属感。

7）以汉字的“文化魂”促动中西文化对话。

      克服“不对称认知”是中国文化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关键。什么叫“不对称认知”？就是用西方概念标准评量中国文化（尤其是西方学界进行的对中国传统解读），一种一直存在的很糟糕的一种不对称诠释。它总是倾向于按西方假设推定概念，对中国任何事物施以 “理论化”——相当于用“鞋拔子”，把中国文化现象硬塞进西方概念框架里，让中国文化传统的脚，削足适履地穿西方的小鞋。

      可以说，解读汉字里的中国文化，是克服“不对称阐释”，实现中西文化真正进行对话的恰当方法。它是深入了解中西文化差异，认识彼此各自文化背景下人的想法、说法和做法，进行对各自语义环境的诠释，而语义环境诠释具体做法，离不开对汉字的说文解字，获得其中的文化内涵，从而具有中西文化沟通可能性，避免相互之间的曲解和误会；这就是与西方语汇所在语义环境的互鉴诠释，达到对各自固有话语体系的超越，以此开发彼此共享、有利于双方相互理解的话语体系。“中国故事”或“中国声音”，它的用自己话语，较为原汁原味讲述自己，则在这样的途径之中得以实现。

      它是这样一个过程，即：一、意识到，由于缺乏对中西宇宙论差异认识而导致的误用西方语言、话语的严重后果；二、认识到，让中国成为世界（特别是西方）能够理解的，必须首先使她从西方理论语境脱离出来，返回自己本来汉字的语义环境去，进行中西互鉴；三、在互鉴之中，使汉字彰显中国文化的“体”（即精神内涵），于是可把它放到与他种传统对话位置。

　　
结论：要像爱护生命一样爱护“汉字”

      汉字告诉我们什么是中国人。中国精神是什么？即是相信生活是关系，关系是生活；活着就是活关系，活着就是生关系。没有关系的生活，是行尸走肉的活法。相互性、关系性，是生命的人的必然性，是人的本质性、自然性，是人天然之性。相互关系是最真实的人性，它让虚构的个体人性相形见拙。

人的精神系在关系之上，心中有关系，有人伦，才有道德，才有是非，才有羞耻，才是所谓“人”。“仁”就是做人。是人，但没有做人的要求，放弃做人，就不会为人、为仁，就不会有魂，不会有精神。

      破坏关系就是破坏人性。社会主义就是讲人性，因为它促进人的关系性、相互性。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资本主义，是假人性，是假设竞争，实际是挑动破坏人的关系，破坏人性的自然生存、生活，对人性进行扭曲，是最后将人类引向灭亡之路。爱护汉字，就是爱护人性，爱护普遍人性，就是保护人类免于堕落，免于走上不归之路。爱护汉字，就是爱护人的文化，爱护中华文化，是爱护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意义所在。它是中华文化内涵，反映的也是人类生存意义。

      丢掉汉字，就是丢掉中国精神，就会淡漠了中国情。对中国人如同双目失明，没有了做人与生存的方向。要像爱护生命一样爱护、呵护汉字。现在有不少威胁中华文化魂的做法和说法，有不少自私自利与破坏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运作。许多极端个人主义的话语概念，把中华文化魂打乱，原本中国人自然合理的传统美德被扭曲得不伦不类，损害着中国人的自我。宇宙世界万物是“仁”，是“道”，是“德”，是“通变”，它反映于中华“文化”，同是世界的文化——人的最为平白的经验：人是互系不分、共同命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