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目缘起：

      自2007年以来，有80多所高校先后设立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每年招收学生数千人。“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指导委员会”编制了培养方案，确定5门必修与若干选修课。必修为“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第二语言习得”、“国外汉语课堂教学案例”、“中华文化与传播”与“跨文化交际”。
      其中“中华文化与传播”课程的目标是培养学生中华文化传播能力，既涉及什么才是传播内容，也涉及传播方法。这门课程内容超出知识性，具备思想（反思）性，着眼于文化自觉、自信和自强和跨文化能力，所以具有高端性，影响着其他课程性质与质量，地位很重要。但是从几年培养效果来看，学生的中华文化传播能力并不理想。这门课程是否需要引入一些哲学视角？不同思想文化比较方法是否才是跨文化能力培养的前提？是否需要在这个前提之下，融合中文、传播、跨文化交际、中西语言结构比较等学科知识？这是值得进行深入探讨与实验的重要问题。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学位，现在设在文学院或中文系，多数培养单位缺乏现成讲授这门课程合格教师，更无通用教材与课程标准，教学质量令人堪忧。尽快编写通用《中华文化与传播》教材，是一项非常紧迫任务。

二、教材理论根据：

      “中华文化与跨文化传播”教材必须基于强有力理论建构根据。为什么选择安乐哲的中西比较哲学阐释方法论？理由是：安乐哲、郝大维是西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崛起的东西方比较文化的主要代表人物。由于其阐释特点是宏观整体的比较哲学视野，它的分析独到、准确、客观，是迄今其他学术视角所不及的。郝、安比较哲学阐释的数十年研究成果，准确指出东西思想文化的传统差异，根植于世界观、方法论、思维方式、价值观和语言深层结构的不同。把握住深层结构不同，东西传统的社会生活、人文行为、文化习俗、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等领域，都能显现较为切实可比性，可使人们获得深层理解，给予恰当解释。

      郝、安比较哲学阐释学在欧洲和美国有很大影响。郝大维已经过世，安乐哲一直活跃在欧洲、美国和中国学术界。爱尔兰国立考克大学教授穆勒在2013年师资班讲课时指出，新儒家似乎在中国很有影响，但对西方影响微乎其微。儒学及中华文化在西方被接受，安乐哲、罗思文功劳很大。他们讲述中华文化，给西方一个颇具信服力的文化复合体印象。“角色伦理”已成西方学术界空前未有的新词。它反对以西方概念讲述中国造成曲解的老做法。它不以西方概念为“高深”，成功将儒学及中华文化“角色伦理”阐释为“中国人的生活”，使它成为全球性被接受的道理。

      根据安乐哲比较哲学阐释方法论，解决中华文化跨文化传播能力，关键在于找到适当话语。问题中西话语具有各自结构，不了解各自话语结构，就找不到有效沟通途径，这是近代以来一直未解决的问题。不了解各自话语结构，也就不能了解各自世界观与思维方式结构，不能了解东西传统各自讲述的两个大故事。因此，比较哲学阐释方法是帮助了解东西传统各自讲述的两个大故事，听懂了两个大故事，就弄懂了各自世界观、认识世界方法、思维方法和价值观，也继而弄懂了这几项文化内容是如何根植在话语结构中的。东西文化皆是如此，都各有一个特殊结构，从头到脚，将自己独具特性的宇宙观、认识方法、思维方法、价值观、语言话语贯穿在一起。因此，搞懂各自话语结构，了解什么是比较视角的适当话语，就等于弄懂了怎样在东西两大故事之间交流，找到进行有效沟通及把中华文化讲述、传播出去的途径。

三、深入浅出的比较阐释方法论：

“中华文化与跨文化传播”教材强有力的理论根据有以下三点：
1）西方传统自古希腊一直延续至今，讲述一个围绕以“一神”或“绝对真理”为前提的意识文化大故事；中华传统自古以来一直延续至今，讲述一个围绕“道”或“万物”间内在联系的哲学文化大故事；
2）“一神”或“绝对真理”的大前提造成西方强势的“超绝主义”（即一切话语在深层都有“一神”或“唯一真理”的潜在含义）与“二元主义”（即一切话语在深层都有“独立个体”间“对立、冲突”的潜在含义）；而“道”或“内在联系”的中国哲学，恰恰没有“超绝主义”和“二元主义”；
3）因此，西方传统结构可概括为“一多二分”；“一”即“一神”或“唯一真理”，“多”即“独立个体”，“二分”即“一”与“多”或众多“独立个体”之间，都是“对立、冲突”或单向线性的“甲主宰乙”关系；中华传统结构概括为“一多不分”；“一”即“道”或“内在联系”或“浑然而一”，“多”即“互系不分”万物，“一”与“万物”或“万物”之间，都是“互存”关系。
这三条乍听起来，似乎抽象、深奥、难懂，而一旦去解释实例，它们就立即变得浅显易懂、豁然明了。
比如，最为日常性词汇“大家”，对称英语是“everyone或everybody”（硬译是“每个一”或“每个体”）。对此进行比较哲学阐释分析会发现，两者语义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将二者作为对称意思理解，说英语母语人以为“大家”即“everyone或everybody”，而中国人以为“everyone或everybody”即“大家”，事实上在比较哲学语言结构上，这样语义对称理解本是双向误解。“everyone或everybody”本义是“不可分个体性”（individuality），作为语言或话语，它下意识地隐含“一多二分”结构世界观；世界由“独立个体”构成，“个体”是“二分”状态；人作为“个体”性、“独立”性，其价值观也隐含着。
而汉语世界表达“较多个人”为“大家”，是一个“一多不分”世界观；“大家”表述人与人的“相系不分”，是自古以来世界观、认识方法、思维方式、价值观结构；它没有“everyone或everybody”深层隐含的超绝主义与二元主义。文化意义往往来自这样的下意识，不同文化的人在这种下意识阻绝之下，在内心思维上是分别处在不同两个世界中的。
还比如，今天最时髦政治概念“人权”，对称英语是“human rights”（硬译是“人没有错的行为”）。在比较哲学阐释中分析，两者语义本来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将二者对称理解，以英语为母语的人们认为“人权”即“human rights”，而中国人认为“human rights”即“人权”，而事实上，这样对称理解又是双向误解。“human rights”本义是“上帝说人的行为没有错”，而且“人”是“个体、独立”的（individuality）。这样“human rights”这一概念，是以“一己主义”和“上帝”信仰作为先决条件的。作为语言或话语，它显然是“一多二分”结构世界观，是明显建立在人作为“个体”性、“独立”性价值观上的。
而汉语“人权”，在结构上是“一多不分”世界观；“人”表述的是“相系不分”的“人”，这是中华传统自古以对世界的认识、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不是“本质不变性”“个体、独立”的人，它没有“human beings”（“人类”）深层隐含结构的超绝主义与二元主义。“权”也不是什么“上帝说人的行为没有错”，而是对人群获益全面考虑。很明显“人权”与“human rights”文化意义来自下意识中的两种截然不同结构，把中国人与英语为母语的人，阻绝在内心思维上分别处在的不同两个世界中。所以，不去弄懂这两种不同话语结构，就以“人权”（“human rights”）概念讲述中国政治的现象，必然会导致混乱和误解的。

以上两个实例的比较阐释分析，使“一多二分”与“一多不分”方法论变得浅显易懂。实例阐释说明，对各自话语结构的了解，使比较视角话语成为适当话语，在东西两大故事之间交流，能让不同文化人容易听懂了，沟通就有效了，讲述和传播中华文化基本的话语途径就有了。

四、教材设计基本理念：

 

1）教材理念要体现：提高文化自觉、自信和自强；需突出观点：为解决提高跨文化能力，比较哲学文化视角和方法论的必要性；目前国际汉语教学欠缺、学生需要一种比较哲学文化视角；迄今教材多为知识性，现在补充思想性、反思性。
2）对于“什么是中华文化”，或者说，要跨文化“传播出去的中华文化到底是什么”这一问题，对教材编写项目来说，是有确定答案，已经解决的问题。中华文化，说到底是中华民族数千年积淀而成的世界观、方法论、思维方式、信仰价值和方块字汉语，其间自始至终贯穿的“一多不分”结构。即：天地人互系不分是中华文化核心理念，是民族精神内涵，是哲学文化精髓，是最终信仰价值，是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其他一切都是浅层次文化，都最终围绕“一多不分”世界观、方法论、思维方式、信仰价值和汉语话语结构。这个确定结论，来自与西方哲学文化进行结构比较的结果。它具有整体性、确切性，是对文化现象阐释的域境，成为跨文化传播中华文化话语建立的基础。一切中华文化现象，都必然以它为总源得以解释、说明。“一多不分”世界观、方法论、思维方式、信仰价值和汉语话语结构作为中华文化总源，是编写“中华文化跨文化传播”教材的共识前提。教材第一部分将交代这一中华文化总源，分别讲述它五大文化范畴，同时以儒释道传统思想做案例性支撑，在此过程中打通儒释道界限。中华文化是“和”文化，跨文化就是去“和”文化，是把中华文化“和”出去。“和”是一多不分状态的内涵表述。因此，需胸有成竹地讲中华文化的“一多不分”，进行中西哲学文化结构的比照。“一多不分”讲的不是二元对立，加之只要阐释到位，话语、概念得当，训练有素，对中华文化跨文化传播进行得当、有效而言，是具有高度安全、可靠性的。另外，为达到跨文化传播中华文化效果，“中华文化跨文化传播”教材，也必须有打造和推广新概念的责任。
3）教材编写项目由安乐哲教授主持，田辰山具体负责，编写中英文两种版本的一套“中华文化与跨文化传播”教材。中英文版本内容一样，但符合两种语言各自话语叙述结构与习惯。中文版功能为，从中国的视角出发，“如何讲述中华文化”；英文版功能为，从国外的视角出发，侧重“如何理解中国文化”。首先编写中文版。安乐哲指定组织《中华文化跨文化传播》教材英文版撰写人员；田辰山等中文版编写组人员参与英文撰写工作。
4）教材编写人员作为“2014中华文化跨文化传播师资班”组织运作团队；教材初稿将用于2014年暑期师资班试讲，教材编写组成员将作为讲师参与培训，辅助主讲教授。
5）教材呈现：注重中华文化呈现的客观性，力求使用案例、附录等辅助手段说明问题。
6）《中华文化与跨文化传播》教材，需清晰交代跨文化传播方法论，如什么是传播、什么是中华文化传播、目的、方法、效果等等理论问题，并注重学以致用的效果，能解释具体实际问题，包括许多典型案例（发生事例、流行说法）；比如如何解释央视对话节目的中美优秀高中生对话，结论是美国学生追求真理、中国学生追求金钱和权力。甚至包括西藏等所谓“敏感问题”的解释。
7）除主教材课本外，另编辅助教材，将编入对具体问题（现实社会、文化问题，如“国家形象”，茶道体现天人合一哲学，武术的武德等）进行比较方法论分析解释，做到方法论与现实联系，反映理论与具体问题恰如其分联系。
8）课本字句行文，力求简朴、直白、易懂、生动、活泼，将哲学比较阐释变成浅显、通俗的道理。强调传播话语适当性、实效性与感召性。鼓励行文多用恰当、准确、精彩比喻。例如：安老师把中西互相不理解比作夜晚从亮灯的房间，隔着玻璃窗看黑暗的外面，黑暗的窗外比喻另种文化，看到的是黑暗玻璃窗上映着自己影子，就把自己的影子当成了另种文化。这是个绝妙比喻。
9）为增加课本可读性，多设计以问题引领各个层次、部分、章节所讲述内容。教材形成过程中，编写人员需多次集中，做艰苦细致教材框架、涉及问题、逻辑、理念使用、话语、词汇的研讨与确定。需细致地确定使用关键观念中英文的对应词汇，做到严谨、准确、学理性强、恰当、避免别人把比较理解为二元对立。比如：汉语“传播”，不应翻译为“dissemination”、“transmission”或“propagation”等英文词汇。“传播”就是讲述自己，就是在别人不明白自己的情况下把自己讲明白。运用不得当概念、词汇容易适得其反。在话语、言辞上力主提高西方学术背景知识基础，但在行文时，坚决防止肤浅使用西方概念与简单模仿西方行文叙述方法，以避免不必要的被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