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篡《儒学跨文化阐释词典》计划

几百年来中国与西方接触，无论是中学西渐还是西学东渐，经验都足以告知我们将一方的思想文化直接用对方的语言翻译给对方是不可能的。《易经》《论语》《大学》《中庸》《孟子》《道德经》等儒学及中华思想文化经典的西语译本有的多达数以百计，却没有一个理想的版本，直至今天人们仍然在继续做翻译，试图最后实现完成一部满意译本。不过，无数翻译不成功、各种令人的不满意，其实本身已显示是个很好的例子，说明在中西哲学思想之间沟通，仅是依靠采取语言翻译途径，是十分有限的。为什么会是这样？这就是郝大维、安乐哲的比较中西哲学阐释学方法论所前无古人地指出的原因：中西方思想文化传统各有自己独具特质的语义环境，这决定着中西方的沟通是直接使用语言翻译无法完成的。也可以说，中西语言存在结构性的差异，这种差异决定了，中西语言之间是几乎不可能互相直接翻译的。一旦直接翻译，必然导致双方都在自己原本语义环境基础的迁就，出现不对称文化比较与发生相互的误读。这样一道结构性沟壑的不可逾越性，双方在沟通之前，必须具有清醒预想意识，设法加以克服。

要克服它，就必须中西不同文化背景人们了解近代以来中西方哲学思想文化碰撞历史的这一现象，认识到中国儒学思想不可能通过直接用西语哲学语言翻译而变成西方人所能懂得的东西，理解这一问题的确实存在以及真正的原因（也即西方思想传统超越主义、二元主义与中国没有超越主义、二元主义，而相反是一种通变互系的思想传统结构）。出于这样一种根本性原因，要把中国儒学传播到西方，成为西方人能够懂得的思想，需要消除历来的误解，破除以翻译作为唯一手段的遐想；真正要做到将儒学真正传达给西方人，必须是“翻译要与阐释相结合，以阐释为主，翻译为辅”；阐释的指向是围绕中西方思想传统各属于自己的两个语义环境的结构性差异，要进行思想语言概念在各自语言环境的东西方差异比较。通过这样的语义环境比较阐释而使得中国儒学及中华思想文化成为西方非哲学语言所能表达出的较为准确的东西，从而完成从中国向西方的思想传达过程。

也就是说，儒学及中国思想文化的跨文化阐释，在比较中西语义环境的阐释学研究中，已经产生一套以比较中西哲学文化阐释学的独特语汇。它首先是中国与西方思想传统的宇宙观、认识方法、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语言的不同结构一套语汇。在此基础上，就延伸出一套儒学及中国思想文化关键语汇的阐释用语。认识到这一步，就会强烈意识到，为了方便人们理解为什么与如何才能作到“翻译与阐释结合，以阐释为主，翻译为辅”的以外语作为手段，为了有效地实施向西方传播中国思想文化，编篡一套跨文化阐释儒学及中华思想文化关键语汇的词典，是十分必要，势在必行的。

编篡一套《儒学跨文化阐释词典》，需要一个适当人选组成的团队，认真梳理郝大维、安乐哲、罗思文的比较中西哲学阐释学的儒学与中华思想研究著作，遴选出他们成熟运用的对儒学关键语汇进行中西文化互鉴阐释语汇，编篡在一起，为所有对中西文化不同特质认识、对有志学习二者相互沟通适合方法的读者，提供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