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期半个月的国际儒学与中华文化讲习班圆满结束了。因为这次讲习班，我有机会如此集中地参加各位教授的讲座，能够与儒学、哲学、英语、中外关系等各领域的学者聚在一起思考、讨论，实在是今年最幸运的事情之一。以下，我将我的感想与思考成文，既是总结也是感谢。

《梁山伯与祝英台》（以下简称《梁祝》）的故事作为四大民间传说之一，在我国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罗密欧与朱丽叶》（以下简称《罗朱》）则是文艺复兴时期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的名作。这两部爱情悲剧经典虽然历史环境与文化背景不同，讲述的都是关于青年男女相爱却遭到社会和家庭的重重阻挠、以致最后双双殉情的故事。两者之异同吸引了很多中西比较文化学者的关注。 一直以来，学者们在比较研究中多强调两个故事的“反封建”主题要素。然而虽然都以主人公殉情身亡为结局，《罗朱》往往被视为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旧制之斗争的胜利，而《梁祝》则代表着反抗封建伦理的失败。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是：“梁祝的死已成为对代表封建思想和社会传统背道而驰的人民大众同整个具有根深蒂固封建意识、也就是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封建礼教的统治集团的较量，并且以人民大众的失败为结局，是一种社会的悲剧。”[ 何平.《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悲剧对比研究[J].科技风,2012(07):204.]研究中还不难看到这样的对比：“一个（指《梁祝》）是被动消极地反抗，一个（指《罗朱》）是积极努力地争取”[ 吴彩琴.中西方文化对比浅探——以《梁祝》与《罗密欧与朱丽叶》为例[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13,32(03):79-80. 80.]。“《梁》中的男女主人公处处遵循伦理道德的规范, 呈现出沉重的伦理色彩, 而《罗》中的男女主人公则不受任何外力的束缚, 勇敢追求个人价值, 呈现出张扬的个性色彩。”[ 魏金龙.《梁山伯与祝英台》与《罗密欧与朱丽叶》悲剧差异及其根源[J]作家杂志. 2008 No.2.78.] 这些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将儒家文化与资本主义个人主义价值观分别以“消极”“沉重”和“积极”“张扬”加以描述，暗含着抑此扬彼的态度。研究者原本试图去揭示故事所反映的文化差异，却忽视了故事背后所蕴含的宇宙观，结果要么贴附标签，要么落入西方话语框架，对《梁祝》做出了一些误读。本文将试图在比较文化视域下重读该故事，用“一多不分”的宇宙观来解读《梁祝》，并借以探讨如何讲好“中国故事”这一问题。

英语所表达的以一多二元的世界观为主流，汉语所表达的是一多不分的世界观为主流，英语所反映的思维方式是二元对立的，汉语所反映的思维方式是人与人不分的互系性思维方式。二种语言的文化差异是不同的，中西所表达的哲学也是不同的。西方传统以“一多二元”为主流思想，而“一多不分”是非主流思想，中国则以“一多不分”为主流思想，“一多二元”为非主流思想，传递自己自身的思想内涵，讲话本民族的故事必须基于一个统一的宇宙观之类，而“一多不分”的宇宙观正是中国文化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哲学前提。基于以上前提，我们对于中国文化的看法有不同的理解。

本文是作者在参加2018中华文化讲习班学习之后，对于向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传扬我国文化的思考,着重探讨中华文化对外传播人才的素质与培养。本文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论述究竟是什么走出去？即要“走出去的中华文化”是什么？第二部分分析在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中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第三部分，以安乐哲为代表的中西文化交流的杰出学者为例，分析传播中华文化的合格人才应具备的素质；第四部分，探讨“中华文化走出去”人才培养的方式。

自从黄源深（1998）提出中国的英语专业的大学生存在“思辨缺席症”，已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意识到培养英语专业大学生思辨能力的重要性（如：戴炜栋 王雪梅，2014；胡文仲，2014；孙有中，2011，2017；文秋芳 周燕，2006；等），并且许多一线教师已经在实际教学中尝试培养学生思辨能力的方法（如：龚雁，2012；李莉文，2011；王镇平 金利民，2014）。从2006年开始，我所在的英语学院就开始倡导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为此学院对教师和学生进行了多轮培训，鼓励教师探索在保证学生语言基本功扎实的基础上培养学生思辨能力的方法。我作为一名多年从事语言技能课教学的老师也积极投入到这个改革的潮流中，积极学习相关理论和文献，积极尝试新方法，并不断反思和总结。 今天，在上完了2018国际儒学与中华文化讲习班之后，在反思自己这些年来在思辨能力培养方面所做的尝试之后，我发现我们所接受的培训、尝试的方法、理解的概念都是来自西方，而这个讲习班使我发现其实我们的先哲们都非常思辨，也提出了如何进行思辨的基本原则。因此，本文尝试从中西方视角就思辨的理解和如何培养思辨做个对比，并探讨对今后教学的启示。

“一多不分”是安乐哲老师以最简练的语言方式概括出的中西文化差别，简而言之中国文化是讲究“一多不分”的。而这个观念的提出，又是以安老师在日常生活中对中西文化差异的观察为基础的。如中国人在不同场合虽然有不同的称呼问候方式，最具通用性的一句就是“大家好”，但是在英语世界中相同的场合下往往会说“Hello,Everybody/Everyone”,前者是从整体考虑出发，后者则更关注单一个体，但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大相径庭的两种问候方式却能在各自场合中安然存在。再比如，中国人的名字在姓在前，名在后；写信、表述某一地址时会从大到小依次写省市县区街道，但西方人却又与之相反。安老师指出，这类生活实践的例子表面上可能仅仅是一种习惯的不同，但是深层次来说，则是一种文化上的差别。 从古希腊至今，关于西方哲学中的“一”与“多”安老师做作出了自己的观点诠释。其中的“一”是上帝式的唯一本原的概念，“多”是由上帝创造的一切独立个体万物。所谓“一多不分”即是指代“一”与“多”之间并不是二元对立的模式，而是认为我们生存的世界中所有的人与事物都是不分的关系，而是内在地组成联系。“一多不分”代表的是中国的文化，“一多二元”则是西方价值观念的体现。两个词汇的背后代表的是两大不同的文化语境，对语境认识的不充分，造成了我们在向外介绍中国文化时不可避免地隔阂甚至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