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与当今中国外交思想校对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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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当今外交政策深深根植于传统儒家文化。本篇论文旨在分析这种息息相关根植关系,以利非中华文化各国人们可对今天中国外交政策思想产生于其传统文化根源原因上的深刻理解,以利发展、加强同中国友好合作的关系。分析过程将牵涉对下列问题进行阐述:1)什么是儒家?2)儒家怎样看世界,怎样看待人?3)儒家提倡的人怎样掌握自己命运? 4)什么是儒家“国家利益”;5)儒家“安全观”6)中国外交政策为什么没有“先发制人”;7)“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8)一带一路不是马歇尔计划。

一、什么是儒家?

      没有一个一成不变“儒家”概念。“实事求是”、“适合、适中、时中、恰当、适宜”、“天时地利人和”是“儒家”与任何西方概念根本特点。只要讲“普世”、“绝对”、“终极”,哪怕什么东西根基于儒家,就开始不再是儒家。儒家讲变化,讲审时度势。我们现在这里探讨当今中国外交思想根植于儒家文化,这个儒家,不是任何熟能成详的儒家概念,而是自古以来一以贯之、延续至今的儒家的看待世界、认知世界、思维方法、崇尚珍重(价值观)和儒家语言、观念与话语。一言以蔽之,即是“一多不分、一分为二”。“一多不分”即是在儒家眼里,自然宇宙人世社会,没有不相联系的事物,任何一物都离不开与任何他物的一个浑然不二的一体。“一分为二”认识是,不存在单子个体,一切事物都是可分的,都是内在联系性的。古代儒释道到近代新儒家,直到当今中国社会变化不已的思想意识与思潮,不管称自己“马克思主义”、“新儒家”还是“个人自由主义”,都没有一家,哪怕是极端个人主义,也不坦称自己不是“一多不分、一分为二”文化传统。所以我们在这里说的“儒家”,就是这样自始至终在名义上不变“一多不分、一分为二”儒家。

二、儒家怎样看世界?怎样看待人?

      与分析中国外交思想直接相关,表现“一多不分、一分为二”,千年不变的儒家,是它的将世界看成没有一个外来力量无中生有地创造、主宰、决定着它。儒家认为,是天地人自己创造自己,天地人作为自然宇宙三才,它们相互协同创作,这个创作本身称为“大德”,即是生生为贵,生生不已。同时,这样看待世界认识,包含的更重要意义内容,是儒家的怎样看待人。儒家传统自古以来不问“我是谁”、“人是什么”这等问题。因为儒家眼中的人,不是单子个体,不是孤立独一、一成不变的质体;对儒家而言,互不联系单子个体人无外乎一个杜撰虚构的“真实”。于儒家观念,人是一个故事,不是定义,人是做人,是行为做事决定一个人是不是人,是什么样的人。个体性不是人的本质,人的本质是关系性,人本身是关系形态,是一个变化过程。人本身的存在是关系形态,人的生存、生活无法脱离关系;人来自关系,作为关系生存生活,本身是关系的存在,没有关系就没有人。人与关系脱离了,停止了他本身作为关系的存在,他就死了。根据这一事实,人与人、人与自然是命运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本质就在于人处在他们之间,他们与天地自然的关系是无限的。人活一天,就要关照一天他本身的作为关系、与他人关系、与天地自然的关系。这关系必须是仁义的,也即必须是恰当、适宜、以生生为贵的。

三、儒家提倡人自己掌握命运?

      人的历史显示,人掌握自己命运的努力是在两种倾向上走过来的。一种是把自己视为一个孤立与他人他物不联系的单子个体追求只属于一己的自由解放与幸福;另一种是把人与人、人与天地万物视为浑然一体,从“一多不分”本质的人出发,求得命运共同体观念的人的意义,将个人价值视为对命运共同的社会人与天地人合一的贡献大小。这样做,掌握自己命运在于认识到人的本质是与天地人的不二、不分,在于从“不二、不分”出发、符合它的自己所想、所说与所做。掌握自己的命运就在于自己对自己想、说、做的掌握之中,在于符合与有利与他人、与天地的生生之德。这是因为,人与他人、与天地“一多不分”关系是最终的事实。这是儒家的活法,儒家的想法、说法和做法,这是儒家的意义,这是儒家乃至中国思想传统数千年历史长河中万变不离之宗。

四、什么是儒家“国家利益”

      马丁▪雅克说的有道理,中国不是西方历史文化传统形成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中国不是西方由君权神授、政教合一向文艺复兴转化之后,在一神、人性恶、自然状态和契约假设前提概念上具有合法性的个人自由主义为核心利益的“民族国家”。中国是在中国自己思想传统自然宇宙观、没有一神、没有单子个体二元对立虚构的朴素经验上建立起来的文明国家。所以当今中国外交思想虽然使用从西方历史文化含义词汇演化为汉语的“国家利益”一术语,但是这个“国家利益”不是西语“national interest”那个内涵的一神合法化的“个人利益至上”意义。也就是说,中国当今外交思想的“国家利益”不是利益集团的个人主义理念利益,不是扩大的个人利益,不是凑集在一起的少数个人利益打着“国家”的旗号,不是个人竞争社会上升为强者、富有者的强加给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一个不实概念,而是中华文化传统特有一种儒家“国家利益”。在传统儒家和在当今中国外交思想理念上,“国家利益”都是“家国”得益的之义。家国就是小家、大家,国家就是国、家同命运的相系不分。这里没有个人主义利益,是有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天地生生为贵之利益。利益不是“interest”、不是“profit”,利益是“仁义”而已,仁义就是恰当关系与恰当行为,有利于天下人都和合、美好生存生活的事情。所以中国的国家利益,不是侵略,不是干涉别国内政,不是用武力和强加不平等条约性手段,攫取别人财富的行为。中国外交的国家利益,是建立在与他国友好互利的关系的,是相互性、双赢的,不是单边的、我赢你输、有限游戏的将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作为一己积累财富的巧取豪夺的利益所在。“我的利益在台湾海峡”、“我的利益在非洲”、“我的利益在朝鲜”、“我的利益在中国南海”,这等说辞,不是来源于儒家的中国外交思想“国家利益”的含义。

五、儒家“安全观”
 
      中国外交思想的安全概念, 不是基于从人是独立、自立与他人不构成实质关系的单子个体,对周围他人他事警觉、防范的手段意义上的。也不是一群人打着“国家”旗号追逐私人利益或财富,恐怕在行动中受到别人阻碍、威胁,构成对他的“安全”问题。首先在儒家天地人浑然一体宇宙观上,儒家认为人与人是必然、内在、无限联系的,人与人利于生生为贵的关系,是必须维护、不能伤损的。达到与维护这种利于生生为贵的必然人与人关系,人才是“安”与“全”,“安”是人有所居,有安身之处;“全”是作为“人”的完整性。所以,在儒家文化意义上,“安全”可理解为“安身立命”。“安身”即是“身安”—身体有地方安顿。身安了,才可以“立命”。“立命”即是完整的一个人,就是“全”,就是做一个完整的人活着——一个真人一样做人的事情(道家有真人之语)什么是人做的事?就是“仁义”之事,就是“全”—“入王”。“入王”即是入天地人伦关系,不脱离这关系做事,做以生生为贵的事,以恰当的关系、做恰当关系、活恰当关系。所以“安全”是天地人关系问题,是作为人的努力,而不是作为个人把自己看成是脱离一切关系,独立地只为自己,把自己这个单子个体看成终极目的。“安身”不是自己一个人安身,是现在关系中,是后院,是家眷,是家国,是安于家,安于国,安于一切人人伦关系,担当好自己的身份。所谓外交政策思想,基于此,国家安全是指中华这块土地为大家,这个大家所以人的安身立命,安居乐业,其乐融融。它不是一些人打着国家的招牌,到世界他认为没有不可去的地方去巧取豪夺为自己的私人利益,谁出来碍他的事,挡他的道,就成了他的“安全”。中国外交政策思想的“安全”不是那种把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说成自己利益所在,自己安全所在的“安全”。中国的安全是反对侵略、“保家卫国”

      在儒家理念上,什么是安全?安全是朋友多,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安全不是对人设防,而是仁义待人。到处交朋友,到处建立家庭,到处形成与人们的朋友、兄弟、姐妹关系,到处有亲人、有朋友,哪来的不安全?克服不与人为伍的个人主义意识,克服只是为自己而活,克服只为自己幸福的狭隘理念,找到正确的人生观,就会有安全,就会克服时刻不安全,时刻把他人作为威胁,时刻防范戒备别人的不健康神经状态。这自古以来儒学与中华文化的文化心理,也是渗透在当今中国外交思想当中重要的元素。安全不是对人设防,而是仁义待人,朋友多安全多。

六、中国外交政策为什么没有先发制人?

      因为中国思想传统数千年延续下来,中国人受儒家文化熏陶已经形成一种下意识的关系感,一下子就想到关系上去。这是一种下意识、即刻本能性的意识,一下子就在关系上去想问题;珍重关系性,先将所有人视为好人、善良之人去对待。所以在自我安全防范坏人方面,显得十分迟钝。这样看问题的人,往往受害三次,才真正想起、提醒自己是不是碰上坏人了,可能真正是处于危险了,需要防范了。由于总是往好的方面去揣摩人,才迟钝,所以一般中国人不会首先攻击别人,不主张“先发制人”,而是“后发制人”,认为这样才符合道理,才有真正逻辑。而在这样的逻辑上,一旦决定和实施后发制人,是毫不留情的,是要痛打落水狗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我必犯人”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已经成为中国人、儒家生活习惯心理。在学校,在大街上,老师或者警察处理打架斗殴事件,一定要问:“谁先动手的?”先动手的总是要被谴责的,按照儒家价值观,首先动手打人,一般就是一种破坏正常恰当关系的行为,在道德观上就是不对的,甚至就是小人行为,乃至不是人的行为。中国外交政策没有“先发制人”这一条,反复强调“不做超级大国”,而且在发展核武器问题上,郑重声明“只是为了打破核垄断、核讹诈”和“绝不首先使用原子弹”,郑重声明深层,就是儒家珍重人与人关系文化渗透在今天人们思想中起的作用。这种情况说明,往往是习以为常的、人们在生活中最简单的道理,往往对另一种文化的人们加以理解,是最起作用的。

七、“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薪火相传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薪火相传理念。在儒家文化上看,国家与国家关系就是人与人关系,不是野兽与野兽的关系。所以那种对内实行民主,对外不讲民主,在儒家眼里看来,不是真实的,是说不通的。一个在国内搞民主,搞人与人恰当关系民主的社会,对外也是应当搞恰当关系的,这才是符合逻辑的。


      讲“和谐世界”、讲“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唱高调,它是最实际的、必须的。它是人的基本生活经验,只有这样才能活得好。这是一种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道理和天天发生的基本事实。但是人们往往把最简单的道理忘掉,把最平白的事实想不起来它是事实。把它忽略不计。人类的困扰,根本的是从无意或刻意将这最简单事实忽略不计开始的。

      为什么要讲和谐世界?讲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因为人不是单子个体独立的、二元对立的。人不是作为分散不联系、飘浮不定的个体颗粒活着的,人恰恰是以关系不分的联系为本质而活的。讲“和谐”,就是讲仁义,就是讲人与人恰当关系,就是恰当地看待人,看待人群,看待社会的本质状态。命运共同体,就是讲人与人是浑然不分一体的,之间不是临时关系、有限关系,不是零和游戏、有限游戏。而是无限关系、无限游戏,是生死相依的关系。不搞命运共同关系,就是人类的毁灭自己。现在已经越来看得越清楚,为什么今天充满恐怖主义意识和行为?为什么人类于自然环境有生存危机的困境?就是因为世界意识形态的个人主义太过分了,人只讲一己,被“一己”这一虚构杜撰蒙住了自己看不到“人与人命运共同”的简单事实。

      现在摆在我们人类面前的选择,就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讲还是不讲。你讲我赢你输,造成人类今天面临的困境,正在倒逼我们人,必须把全球看作一个命运共同体,这是十分古老的儒家文化给我们的最明确启示。 中国人的生活经验,有充满儒家文化内涵的一句话,就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害人之心不可有”。习惯于儒家思维的中国人及其外交思想,往往忘掉防人之心不可无,现实发生事情,往往起到提醒他的作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深深浸透着“和而不同”儒家思想的当代表述,是现在的中国外交政策,我相信它会是中国永远的外交政策。作为学者,我也希望他是所有国家的外交政策,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及其长久生存发展的最高原则。只有这样,我们所有人才有希望,才会有前途,否则仍然让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统治世界。那样,有前途、有希望的,只是1%人的,不是99%人的,最后是所有人的前途都是暗淡的,1%人的前途也变为一枕黄粱。所有人都逃脱不掉人给自己制造的厄运。这个厄运,就是每个人都以自己为终极目的,忘掉了自己与他人是命运不分、连在一起,而导致的。忽略“天地人”、人与人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忽略人不是单子个体而是关系形态这一最平白人间事实,人人都按照把自己作为最终目的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做事,造成的只会是在现实中制造冲突、矛盾和动荡,只会是人类分裂、战争与死亡。这是我们今天大家要携起手来,发声音、做努力,一定避免的。

八、“一带一路”不是“马歇尔计划”

      “一带一路”是儒家宇宙观、思维方式和价值观,是儒家意志,儒家行为,是双赢的理念,是无限游戏,是一多不分,是命运连在一起的理念。有人用“新马歇尔计划”比喻“一带一路”,是很不恰当的。我是讲授外交政策的。“马歇尔计划”是零和游戏,是我赢你输的有限游戏,是与“一带一路”无法相提并论的。
结论

      中国外交政策思想全方位地反映儒学及中华思想传统一多不分宇宙观、认知观、思维方法、崇尚观与汉语语言结构的五大元素。当今中国有的现行外交思想,源于中国古代即形成的特殊儒家及中华传统。如果对将中国外交政策思想置于其自身所在的传统文化语义大域境中,人们会发现,中国外交政策的深刻文化根源恰是今天反映的传统的延续性。不难看出,中国当今外交政策思想深深扎根于传统。如果我们细细琢磨,会有大量值得梳理总结的文章可写,可分析出儒家下列的思想在中国当今的政府政治及外交政策决策中,深刻地反映着人们一般不十分注意的儒家及传统哲学语义环境的作用:

    1)“仁”——人与人相互依赖生存生活关系;

    2)人性善与可塑性;

    3)作为西方虚构“个体人”的不存在;

    4)“不为私利而争”;

    5)为富不仁观念;

    6)“玩物丧志”;

    7)和谐人生观;

    8)三省吾身;

    9)通天下;

    10)人群不分;

    11)吃亏是福;

    12)参天地;

    13)先天下之忧而忧;

    14)治国平天下;

    15)学而优则仕;

    16)不齿“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

    17)将心比心;

    18)求和合;

    19)政,正也;

    20)君子不党;

    21)水能载舟也能覆舟;22)礼尚往来;

    23)和天理;

    24)不患寡而患不均——关系决定的平等;

    25)自由与禽兽;

    26)与天地合一的自由;

    27)小人喻于利;

    28)看得见的手——政府主导作用;

    29)选贤与能;

    30)惩恶扬善;

    31)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32)权为民所用;

    33)自知之明,善解人意,一日不可不省身;

    34)域境敏感性、关系敏感性;

    35)识人经典;勇、义、杀身成仁;

    36)后发制人;

    37)老吾老,幼吾幼;

    38)警惕野心家;

    39)冤冤相报何时了,以德报怨;

    40)仁者无敌;

    41)大多数人是好的(人性善);

    42)谦虚谨慎,平易近人;

    47)后天下之乐而乐;

    48)德治、仁治,法为辅也;

    49)不争,所以不武;不齿穷兵黩武;

    50)武器经济为非道德文化;

    51)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等等。


安乐哲 (Roger T.Ames)

      安乐哲(Roger T. Ames),1947年生于加拿大,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世界著名中西比较哲学家、国际知名汉学大师、世界儒学文化研究联合会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山东省特聘“儒学大家”、博古睿研究院中国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尼山世界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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