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价值问题反映的比附思维

我的题目是“‘中华价值’问题反映的‘不对称文化’、‘自我殖民’及‘比附思维’”。

我想说这样一个观点；我们不一定非要用“价值”这个观念。为什么不用“价值”这个概念？原因很充分，是要用理由来回应这样一个我们今天大量使用类似“文化价值”这等概念的思想比附局面。这个局面反映了一个“不对称文化”、“自我殖民”及“比附思维”问题。可以简洁地说，“价值”在西方、中国各自“一多二元”与“一多不分”语义环境中一个是超绝主义、二元对立概念；另一个不是！中国思想传统是“通变互系观”（也即“内外超越”不分——“天人合一”的一个说法）。中华文明是“以一多不分为本、为上”的。也就是，“一多不分”是一以贯之于天下宇宙万物自然观、通变的认知方法、思维方式和“为本为上观”（今天比附为“价值观”）的。我认为，是应当这样的一种阐述。因此，“价值观”说法不合适，它是一种器物观、数术观——这种性质的词汇。而“为本为上”，不是“价值观”，不是一种“绝对”含义。“为本为上”以致“太上”的呈现，不是外在性、“普世性”，而是最好状态的追求与呈现。

我认为，如今以中国情况的与西方比附寻找“中华价值”的难度，之所以引起儒学界的热烈讨论，恰恰应引起中国学界认真思考长期中国文化、教育乃至社会意识形态广泛存在的附会式思维与话语。值得充分认识的，就是由西方缘起的“不对称文化”认知现象，它是一种比附式思维！比较中西哲学家如理查兹、葛兰言、葛瑞汉都指出过这个问题。特别是安乐哲提出过，我们一直用汉英词典是灾难性的。里面夹杂着“欧洲中心主义”、“文化殖民主义”。另外，还有一个更尖锐的词汇，是英国经济史学家约翰▪霍布森提出，李瑞智（Reg Little）先生强调，说有一种“intellectual Apartheid”——西方和东方的思想意识隔离状态，它是一种人为制造出来的。听起来有点激烈，但这种东西值得我们考虑。

这是个“不对称文化认知”问题。它是用西方抽象的概念与理论框架硬往中国环境事物上套，是以西方概念和框架作为标尺，去作衡量、判断中国事情是好还是坏，是先进还是落后的根据。这样“不对称”的文化比较及获得的认知，其实是一种很糟糕的“附会主义”。比如英语“摩罗儿”（moral）和“埃塞克斯”（ethics）这两个词汇，“附会主义”是将它们视为与中华语义环境的“道德”和“伦理”是同一含义词汇。而事实上，中华文化“做人”意义的“道德”和“伦理”，与“摩罗儿”（moral）和“埃塞克斯”（ethics）的“听从上帝旨意”意义大相径庭，甚至风马牛不相及。

近代以来一直延续至今发生着对儒家思想及中华经典逐渐的不懂、误读和不能恰当叙述，我认为问题都是出在不对称文化比较和认知的附会主义。很明显，囫囵吞枣地把西方文化“听上帝话”的“摩罗儿”（moral）和“埃塞克斯”（ethics）附会为与汉语“道德”和“伦理”同义，就是把“听上帝话”同“不存在上帝语义环境”的“自我修养做人”作为同一件事了。由于这一误读，严重附会事件频繁发生在每一次的把“摩罗儿”（moral）与“道德”以及“埃塞克斯”（ethics）与“伦理”之间做互相替代的所谓“翻译”，每一次人们的阅读这种翻译、将它当做真知；而每一次都在两个文化之间布下或强化了误读与曲解，渐渐使得中国人对西方“摩罗尔”的理解，相当是“修养做人”的事，而西方人理解的中国“道德”也是相当于“听上帝话”。

问题发生更为根本的，还是对“人”的观念意义的附会。不假思索就把汉语“人”的观念作为与“human being”的同一意义词汇，是近代以来西方、中国学界几乎共同的“附会”习惯。中国文化、汉语“人”的极其重要含义，是作为天地氤氲阴阳之和关系的结果，而西方“human being”这一概念的根本含义是超绝（上帝）性和二元（本质个体）性的——上帝造人以及人是独立个体。汉语的“人”本身就是表述“关系”含义，所以“做人”为其应有之义。由于“human being”这一概念本身已是表述一个上帝那样的“超绝本体创造个体多”的意义，“human being”已是既成的本质，已将“做人”排斥于外，“做人”不是其应有之义。

两个文化传统不同的对“人”认识，以致在二者之间来回附会，恰是在西方和中国都发生误读儒家思想以及找不到正当讲述话语的根源。所以，把儒家及中华文化典籍翻译为西方文字的事业都由于这一误读而被绊倒——翻译并没有解决了两个文化难以理解的语言障碍，反而基于误读而把“翻译”做成“附会”，把儒家“自我修养做人”附会成“听上帝话”，从而使得被译为西方文字的儒家以及其他中华经典都变为一种西方基督教版的中国文化叙事。孔子在西方已经很有名，《论语》也很有名，但是孔子在西方文化环境的形象，《论语》在西方所告诉人们的意义，与在中国读到的汉语经典是不一样的。

西方知识界近代以来采取的对儒家思想的解读，很明显是一种不对称诠释，也即总是按西方传统的假设范畴，毫无顾忌地拿它当“鞋拔子”，把儒家思想经典的语义硬使西方概念套，硬往西方理论框架里塞。中国学术界也堕入这一陷阱，亦步亦趋如此办理。所以一个很明显现象是：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人们都是习惯问“孔子跟柏拉图一样是哲学家吗”，而不是问“柏拉图可以算儒家‘圣贤’吗”；或者问“儒家思想讲人权吗”，而不问“人权思想是否符合儒家思想‘己欲达而达人’的吗”；人们还会习惯说“儒学道德伦理学”，却不说“亚里士多德伦理是否符合儒家的‘仁义观’”。两边历来都不是这样去问问题，这就是“不对称文化比较”；近代以来似乎形成这样一种潜意识，即两千多年悠久的儒家及中华思想传统，只是在被西方发现之后，才开始有了以西方哲学概念看待自己的标准，才有了可讲述自己的话语。

“不对称认知”与“附会主义”的误导与曲解儒家及中华文化传统，伴随近代开始在中国的西学兴起及其兴办西方教育、提倡白话文的改革。这一历史也是时逢“现代性”潮流文化帝国主义的一个结果。不是存在不存在，而是意识不意识，“不对称认知”与“附会思维”空前渗透现代汉语，以西方抽象概念、理论框架解读、讲述、扭曲中国文化传统以致各种社会问题，在中国大行其道。这样，中国文化传统的脚，被使用西方人“鞋拔子”，被硬塞进西方的鞋里去。“不对称认知”与“附会思维”已呈现为长期泛滥成灾、却对此毫无意识的局面，一直到今天，都表现为一旦有什么新鲜西方概念、术语，就被拿来强加在中国文明事物或具体社会问题上进行解读，用来作为讲述的话语，就会轻易地被追捧为博学、学术性强或理论创新，除去极少数人注意到它将理解中国事物引向的误读以致扭曲。应当开始注意：这是造成整个中国学术界从个人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包围之中，艰于摆脱在诠释、讲述中华思想文化、中国历史、中国政治与社会实践问题上一直被动失语状态的根源。

中国以及亚洲城市精英、知识分子都利用西方这套现代性词汇而整个演变自己的知识。他们拥抱这些概念价值，将它变为自己思维的方式。中国文明的发展及其具体历程已不是由自己的而是由西方的一套假设理论来叙述。是这种情况使得儒家思想以致整个中华文化传统都扭曲为貌似西方的东西。是在这个历史文化背景之下出现普遍性的自我殖民现象。它也不是意识不意识而是存在不存在的问题。其实它的表现恰恰是：美国、中国、印度、日本、韩国等，都不把自己哲学家当成哲学家，凡讲哲学家都是外来的。哲学类书架不摆这些国家的本土思想家著作，大学哲学系也不讲欧洲、西方哲学家而不讲本土哲学家。这是一个相当普遍现象，但是我们在很大程度对这个问题的意识是麻木的。中国1988年在全国播放的大型文献纪录片《河殇》，就是一种典型的历史文化自我殖民主义作品，直到现在为止也没有把它拿出来好好说一说。这部作品宣扬历史文化传统的自我不如人，充斥了自惭与自辱的病态文化心理；整个用西方理论、概念、话语、框架，将儒家思想和中华文化编派为一种不齿的腐朽落后不齿文化。这样做所根植的正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不对称文化比较，淋漓尽致地代表了这种比附思维泛滥的局面：浅薄笼统地把看起来似、听起来似的东西，视为同种东西而进行糟糕的思维和评判。

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比如对西方的概念、术语、词汇，对用于作为它们翻译的中文——也即含有西方概念、术语和词汇意义的中文词汇，不假思索地对待为在中国语义环境也是合适的概念；比如“自由”、“民主”、“人权”、“法则”、“价值”、“市场”、正义（还有我们12个词汇的核心价值）等等，不一而足，统统是受比附思维的影响。什么“软实力”、“话语权”等，没完没了的这些词，都是西方的，都需要重新考虑考虑，要理解它在西方语义环境到底是什么意思？只要在西方有一个新鲜词儿，人们在中国就能用起来，都不考虑这个词的来处和原意是什么，这个是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此外还如“发展”、“经济”、“政治”、“封建”、“极权”、“专制”、“独裁”、“先进”、“落后”、“道德”等等，都要好好考虑它们原在西方语义环境是什么意思，与中国的语义环境差别在哪里，都要引起注意。在这里，需要郑重指出的就是：比附思维泛滥现象相当严重。

西方价值论是什么？它是一系列探讨人如何、为什么、在什么程度上去理解事物价值的方法；进行价值判断的客观、主观是一个人、一个物品还是什么其他东西。西方古代哲学就已开始研究价值，那时叫做公理（axiology）或伦理（ethics）。那时的研究意在发现“善恶”及“善”的概念。当今大多“价值论”则是追求“科学的经验”性，在于记录人们对什么样作价值判断，从心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出发，理解人们为什么对某一对象作价值判断。一般情况下道德“善”与自然“善”是不同的。道德善是与人行为相关的，一般行为会导致受到赞许或谴责。自然善是与物品而不是与人有关。比如，说“玛丽是个好人”反映的“好”这个词的意义，与说“那是些好食物”的“好”是很不同的意义。伦理主要关注道德“好”而不是自然“好”，而经济学关心什么是对社会经济意义“好”的（而不是一个个人），它主义的是自然“物品”。但是道德与自然的“好”都在更一般意义上关系到“善”本身，关系到价值论。

这样，第一，如果顺着流行的西方说法，到中国来找“文化价值”、“中华价值”，必然是一种比附。因为西方文化价值（特别美国价值）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人权”、“民主”的一套；这一套“价值”在中华文化本身本是没有的。但是人们认为这一套既然是“价值”，也应该在中华文化能够找出类似这样一套价值，所以必然导致走到附会的路上去。仔细想一想，要么批评中国价值不行，中国文化不行，要么把儒家思想也说成是一套具有西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价值的传统，这都是附会思维在起作用。说中国价值不行的，中国文化不行的，是因为人们将个人自由主义价值比附为一套“道德价值”（或道德的善），而中国文化传统并没有发展出来这样的“道德价值”来，所以倾向于否定中国文化，将中国价值负面化。努力将儒家思想的“仁”、“德”、“善”、“信”等同西方个人自由主义一套“价值”往一起拉，认为是相近甚至是同一套“价值”的，是最粗俗的把非常不一样的儒家思想硬塞进个人自由主义“价值”概念和理论框架——是明目张胆地粗暴！把截然不同东西附会为一种东西。

人们做出这样的附会，却没有意识到：只有个人自由主义文化才会产生现代“价值”，“价值观”是现代经济理论的基础与核心。经济学以“价值观”为基础与核心，是因为“价值观”已不是古代哲学“公理”与“伦理”——“axiology”（“价值”哲学）的意义，不是与人行为“相关”的，而是与物“相关”的，是判断“物”对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价值。也就是说个人自由主义的“价值”不牵涉人的行为，而是牵涉“自由”、“人权”、“民主”等对个人“生存与发展”（确切应是“追求个人幸福”）的价值。这里的“自由”、“人权”、“民主”都不是涉及人的行为是否是善的，不是关注人的行为是会导致赞许还是谴责。也就是说，“自由”、“人权”、“民主”是作为物、作为它对个人“追求幸福”的价值来对待的。是在这个意义上，这种价值是在儒家思想当中找不到相似对象的。

为什么只有个人自由主义文化会产生这种价值观？是因为它是“一多二元”式思维，只有“一多二元”的超绝主义与二元对立思维才会导致“价值观”，才会有将市场购物的“价值”说法实行概念化，将它立论为一种绝对不变“一”或超绝原则，来对它奉为至上。而“一多不分”的儒家思想产生不出这种西方一多二元性价值观，所以人们到它这种思想文化中来找价值观是不可能的，是容易走上附会的歧路的。有人要是找到了，那它一定是简单比附。其结果也必然是，花费不少气力，找来的也是各说各话，其说不一，众说纷纭，统一不到一个“公理”性（或某一伦理行为）的“价值”上来。另外，一个更根本的，你在西方语义环境个人自由主义那里接受下来的“人”及“人与人”，是“同一”本质个人的含义，而你来到中华文化语义环境中要附会上去的，却不是；这里的“人”及“人与人”不是“同质”的，而是不同关系构成、不同做人过程环境中的“人”及“人与人”。你来找独立、自主“个人”，大讲“个人”，其本质必然是以西方对中国整体语义环境的比附。

这里要插一点说明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是要另考虑的，它是除外的；原因在于马克思是以一种特别方式说明价值研究的重要性，是“认为在投入农业的资本上地租的出现，是来自这个投资部门本身的一种特别的作用，是来自地壳本身具有的各种特性，这就是放弃价值概念本身，因而也就是放弃科学认识在这个领域内的一切可能性”；也就是说，价值不是抽象的、单一的、质相性的，而是关系性的——而是关系才产生价值。马克思建立的是彻底的劳动价值论，也即与人的行为相关、关系意义的伦理观——劳动是道德的，是公理的，是导致赞许的，不劳而获导致谴责。这个“价值理论”的重大意义在于，它突破了从成本或从需求两个角度（单一单向二元对立关系）说明价值的思路，而从人与人关系角度说明价值问题。“劳动价值论”只是作为马克思对经济作长期分析的一个概括性说法，它最终阐释的问题，其实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何况，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经历了一个中国化过程，完全融入中华文化（包括儒家思想）传统的语义环境，成为在中国土壤生成的一种现代形式。是因为有中国化的过程，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反身于西方（内部批判）的因素，在有这些十分重要历史文化条件之下，如谈到西方思想影响中国的话题，笼而统之是不负责任的，是需要好好认识和区别对待的。

除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例外，大多现代话语都是比附性话语，说儒学要现代化，是其中最典型的，所以都可称其为“历史性”比附思维。这一历史性比附思维最大的特点，就是拿西方比附中国，就是拿西方“一多二元”思想文化来比附中国的“一多不分”思想文化，在这种比附过程中产生出要么妖魔化、要么混杂化、要么变态化的观点来。这种思维渗透于我们文化思想生活的方方面面！

比附思维是因中西文化近代碰撞而产生的一种特殊思想文化产物，既有不对称的（欧洲中心主义以及本土自我殖民）比附，也有“反不对称的比附”。“反不对称比附”是如我们中国人说的，“中国的文化才是普世的”，“中国也有普世性原则”，“中国也有超越”，“中国也有形而上学”，“凡是西方有的中国都不缺，反而比西方还要好”，如此等等这样说法。十分值得理解，不过这种说法本身也是“历史性”比附思维。“比附思维”是一个中国至今没有产生明确意识的问题，其实是到了要好好重视的时候了。

站在历史高度，尽管一开始比附是不可避免的，但它毕竟是不恰当的，是导致误解、误读，导致扭曲、上当受骗、误家误国的。朱自清在《中国语的特征在那里》讲过：“两种文化接触之初，这种曲为比附的地方大概是免不了的。”清朝魏源在《默觚下▪治篇六》也讲过“其称引比附何尝不托于六艺，夫孰知其误人家国壹至此哉！”比附是害人的。比附思维就是形而上学思维，二元对立思维，抽象个体思维，把相同视为绝对，将差别视为相对，将关系视为相对，将独立性视为绝对。比附思维是“局限性思维”，是一种不愿多做思考的思维，是一种懒汉思维，不成熟思维，未经教育的思维，想当然思维，至少是信息量不足。这样说的是一般状况，不是一概而论，具体情况有特殊性。比如说“小人眼里无君子”，就是个体性思维，就是比附思维，将自己附会到别人身上，同时是排斥性思维；“君子眼里有小人”，是一种开拓思维，一种“互系性”思维，把别人包容进来思维。比附思维最为突出、最为扭曲、造成混乱的例子，就是把人视为独立个体，把自己看成个体，把别人看成个体，把人与人对待为隔阂对立，在人与人之间进行比附，这是一种习惯性的，一个最普遍的导致混乱的思维。比附思维是庸人思维，是依傍、并列——在事物的不可比性之点上做牵强附会，臆想为相同。

要对“整体性比附”行为有十分的敏感，这也是说，一切枝节性比附都在根本上是整体性比附。如果以西方一个简单概念去附会一个中国的简单观念，比如“human rights”=“人权”，笼统地视为同一个东西，这实际在根本上已然在整体上把中国附会进西方的整个文化当中去了。这样做，实际是让两边都各自脱离本身语义环境，而对一边是“一多不分”，另一边是“一多二元”的很大、很根本的差别，视而不见！

有些比附思维、实行比附的人居然是这样想的：人性与神性、超绝与经验、形而上与否、信仰上帝与否、主客分离与否、分析综合与否，分类与否，科学与否等等诸如此类的范畴，他要么说中国缺乏，要么说中国也有，乃至更令人咋舌地放言，说在这样范畴的中西差别，都不“绝对”，都没什么了不起；他照样笼统讲二者是融通的！历来笼统讲中西方融通，却从来不涉及究竟怎么融通，除了是一种比附现象，已不是别的。它坚持要求你，必须要说二者相同、相似的东西；你讲了差别，它说你是搞二元对立，是津津乐道二者的分裂、对立。作比较中西哲学会经常碰到这种现象。人们没有意识到，这样的比附实际是一种非理性的“去域境化”，是拘泥于假设。它让被考察或言说的东西，只停留于是一抽象概念，是空中漂浮之物，不是来自经验的、具体特殊的人文语义环境。想一想，抽象的腿和腿没有差别，而大象腿与蚊蝇的腿，是多大的差别！

西方抽象概念是比附思维产品，形而上学概念性思维是终极性附会思维，因为它将所有不同都附会到一个“一”那里，它来自独立个体性的普世性宇宙论。将个人主义推到全世界去，认为人人都是个体，这是最大的比附。这里需提出来的是，中国文化的类比性思维不是比附思维。早有观点以为诸如以五行比喻五脏即是比附、不科学，而其实这恰是互系的整体思维，而不是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比附思维，理由在于比附思维是脱离关系、独立个体性思维的比附。生活中常发生四不像思维，是以单一概念性比附对待为全息整体思维比附，也就是西方学术界常说的“简约主义”或“还原主义”（reductionism）。例如当今中国“维权”一词很时髦，其实是糟糕的比附，是深陷西方概念性二元对立的不可自拔。这样的比附在大行其道，带着人们走到出现“范跑跑”困惑，“药家鑫”困惑，走到“失语”境地。中国思想界乃至整个社会，真是应当启动一场认清比附思维危害的教育运动，人们好好讨论讨论、清醒清醒。否则，如寻找“中国价值”、“核心价值”一样，漫天铺地寻找这样那样的普世原则，结果走到整个社会乱象丛生，人们乱了自己方向，乱了自己步调。

价值是一种功利主义，它是西方传统，是说一种东西有用处。而且这种想法变成了“主义”，什么是主义，就是绝对原则。把“用处”当成绝对原则了。这不是中国文化，不是中国人的思维，中国人对什么都不搞绝对化。西方有人把个人主义、自由、人权、民主看成了绝对化的有用，就成了原则，就成了绝对价值，这在思维上就不是中国人的。所以中国人对文化价值问题感到茫然是合乎逻辑，不用奇怪的。从今天开始，我们来开始做这项校正比附思维的艰辛工作。

如果我们要下决心矫正不对称文化比较与比附思维，必须弄懂中西文化语义的发生环境。语义发生环境是指中西文明传统各自形成的对宇宙认识；它成为一个大域境，人的想法、说法、做法、活法都是在这个大域境中得到解释，获得文化意义。大体说，不是绝对，西方人相当于是在假设、信仰中活，假设或者信仰一个神（天主或唯一真理），从而人每日经验的生活、想法、说法、做法，都归依（或附会）到这个以假设或信仰为中心建立的文化语义环境以及由它派生出的一套概念、理论框架的话语叙事之中。与这种情况比较，孔子儒学及中华思想文化背景的中国人，也是大体、不绝对而言，是在经验世界中活，在生存现实中活。是这样，中华文化语义的发生环境，简单概括是“道”字；是“以关系为本”，是以人的探求天、地、人、万物之间自然、恰宜之“道”为中心。

这样就很清楚，西方语义环境是以人经验的现实为“虚”，以“天主”或“真理”（Truth）为“实”；这个“实”是被假设为在人现实经验事物背后的“形而上”（“The Form”），是假设或信仰为本质永恒、静止不变“真实”的。有一个词汇，不可不知：“形而上学真实主义”(metaphysical realism)；这与中国传统毫无牵涉。孔子儒学以致中华文化语义环境，恰是将人天天经验接触的天地、人、万物为“实”，这个“实”的“真正本质”，恰恰不是一个本质永恒、静止不变的终极本体，而是“道”意义的万物浑然不分内在联系。还可说，按照在中华语义环境的中国人认识，西方的形而上那种静止不变“实”的宇宙世界，是根本没有这么回事的，而是只有切切实实、“互系”、“变化”、充满特殊性的生生不已过程。是这样，孔子儒学以致中华文化语义环境，是人把自己视为天地万物、视为一个同样变化过程合一不分的内容，是人对天地人、万物，认真观察其以“阴阳”为类比的事物特殊关系性，加之对它的深刻思索认知——遂感而通，目的是做到通晓、把握与循道而行，以主观能动最恰宜地利于天地人呈现合一不分状态。

掌握中西两个文化语义发生环境的方便法门，其实正是大道至简。对西方人士而言，你只要将所遇中国人的行为、说话，同那文化语义环境相联系，想想它是如何反映“以关系为本”的，直指中国人的内心，把中国人看懂了；不这样，你就总会在云里雾里。反过来，对中国人而言，你只要把所遇西方人的行为、说话，同那以假设或者信仰一个天主或唯一真理为中心建立的文化语义环境相联系，你就直指西方人的灵魂，把他看懂了；而且从这里起步，你也会把近代以来中国发生了怎样的事情搞明白，继而也会自然把今天中国主流的意识形态话语搞明白，就能意识到中国的方向在哪里，她从哪里来，今后的路该怎么走——这全是在于中华文化的崇尚，在今天勉强称“中华价值”，所驱动。

西方（尤其是美国）将个人主义、自由、人权、民主作为绝对、普世的价值，原是一个肤浅判定；其实它的普世价值应判定为“一多二元”（超绝主义与二元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人权、民主只是自“一多二元”派生的几个词汇而已。也就是说“一多二元”宇宙论才是其终极价值。

“一多二元”是自古希腊苏格拉底起直至启蒙运动的现代一直延续的西方哲学文化，一直贯穿、特有的一个宇宙论范畴故事及其结构。“一、多”为宇宙的两个组成部分：“一”（“一神”、“天主”或“唯一真理”）为西方特有的宇宙论假设推定，为凌驾宇宙之外、高高在上、绝对超然宇宙一切的主宰本源体；“多”为被这个“一”创造或派生而出的一切互无联系“独立个体”（包括人）；“二元”是“一”与“多”之间单一单向主宰与被主宰关系，也是“多”（一切“独立、个体”物）之间因为个体性而独立存在、互无联系，而一旦相遇，则导致“非此即彼”对立与冲突的紧张，构成单一单向支配与被支配关系。“一多二元”的突出特质是：“一”的超绝（transcendentalism）及一切个体的二元对立。“文艺复兴”颠覆了将个体人类置于外在“一”（“一神”）力量、接受强迫与管束的传统；启蒙运动则假设人类的“自然状态”，假设“一神”赋予每一一己个体人平等、自由及为追求一己幸福（无限积累私有财产）的竞争权利，订立契约、建立保证个人权利现代民族国家的“民主”。

“一多二元”文化语义环境，派生出一套特定语法的话语，造成关于宇宙世界、真理、信仰和价值观念的话语之中，总是潜在渗透于一个人类出现之前、人类不可经验的先决假设——一个原始动因。这样的文化语义发生环境概括，不是那种百分之百“真实性”的毫无例外普遍主义。这一结论，是建立在仔细研究与精心确定的一批宇宙论特有语汇之上的。可以大体说，英语及印欧家族语言是表述形而上“真实”或“本质”的语言，而汉语，以“文言”为本，是表述经验世界“事件”（关系性、变化性、过程性）的语言。不难想象，两种性质语言的一个碎片性、线性相连的世界，与一个相系事物之间相互影响的世界，显然是迥然而异的；各自的所谓“价值”（以何为“至上”）是有根本差异的。

“一多不分”是源自中华文化语义环境宇宙认识，与“一多二元”不同的“一”和“多”结构。这个“一”是自然宇宙（天地、人）是物与物之间不存在严格界限的浑然一体；万物不是静止不变单一个体，而是以相系不分而存在，相系不分使一切浑然而构成一体。“多”是以相系不分存在的万物，是万种内在关系特殊性与千差万别的变动不居形态与样式。“一多不分”是任何一具体事物都不是本质不变的，而是“浑然而一”的过程，是与万种其他事物相系不分的。这个“浑然”之“一”，含有万种多样不同事物，且万种多样事物无论多么不同，也是同在这个“浑然”的“一”之中；这个“浑然而一”，与不同事物万种之“多”，是互为存在条件的。

“一多不分”是中华文化语义环境对天地自然宇宙、人世社会、人与人，以致自我个人的高度精湛见解概括，由唐君毅先生首提“一多不分观”。在这样的中华思维取向上，作为事关重大、摆在首位、须臾不可偏离、曰为崇尚的，或今天强曰文化“价值”的，也实在是“一多不分”，亦为“以关系为本”。王弼言“万物万形，其归一也”，正是“一多不分”。当可毫无谬误地宣称，凡当今所云“中华价值”无一不是“一多不分”。它不是什么深奥思辨、艰涩难懂的概念，而是十分浅显易懂，无非人间日常经验的生存生活的真实内容而已。任何经验之环境事物，都可作为一个从许多角度去看的聚焦视点。一个人，不是孤立个体的“一己”，而是所在环境构成的各种自然关系赋予他的许许多多“自我”（或曰身份、角色）。中华文化语义的人，把自己身份、角色做好，就是包含宇宙意义的最大中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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