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明白中华美德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问题，事先需要交代清楚几个问题：第一什么是中华美德；第二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第三中华美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是什么关系。这三个问题搞清楚之后，才有一个基于中华美德和社会主义理论基础上的精神文明建设问题。这样去思考问题，需要认识到的关键点是：这样一个问题的理论解决，必须要有比较中西方哲学的视野；在这个视野中得出中华美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本是同根生是必然的结论；这个问题的解决依赖于对将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对立认识发生于的错误逻辑的纠正。

【附言】：“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答案即“中”。
 
　　什么是中华美德？不能像对待西方概念那样去定义

　　现在中国做学问的人们热衷于像西方那样对概念进行定义。但是人们不太明白为什么在西方需要定义，而现在我们在这要讲清中华美德，恰恰像西方那样定义是不行的。原因就是西方学问是形而上学，需要假设前提、需要逻辑，证明或推理，没有定义寸步难行。而“什么是中华美德”不是西方学问，不是形而上学；相反，它是生活，是经验，不抽象，不预设，所以无法定义，是定义解决不了的。而顾名思义，“中华美德”，首先毫无疑问，是中国的；再者，美德，所谓美，是说个“德”必须不是初步的、一般的，一定是娴熟、优雅的，意思是只有娴熟的、优雅的程度才是美的。是什么娴熟？什么优雅？是“德”！“德”什么？“德”总是指“道”而言，也即，“德”是“得道”，是“道德”，是在身心上显露出来的对于“道”达到的“得”（“德”）的娴熟和优雅程度。而这个道，是常道，是不可道之道，不是可道之道。所以它必然既不是可以挂一漏万的，也必然是不可进行形而上学地抽象定义的。

　　我们要探讨“中华美德”，是今天历史、社会、文化的特定环境造成的一个课题。作为现今历史、社会、文化，是处处、时时存在着的中国与西方历史、社会、文化空前胶着在一起的状态，它把要说清楚“中华美德”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摆在我们面前、不容许我们回避的一个问题。是这样的问题的源起，使我们想到解铃必须系铃人。也即，是中西历史、社会、文化在今天走到了空前胶着在一起的状态给我们生产出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在比较中西方哲学视野解读“什么是中华美德”，也即成为解决这个问题，把这个问题讲明白的关键所在了。也就是说，要想把“中华美德”讲明白，将它们进行一一列举，必是不会成功的办法。而像对待西方概念那样将它形而上学地抽象定义，也必然注定失败。只有在对照西方“埃塞勒斯”才是最有希望将“中华美德”讲明白的。

　　与“中华美德”相对应的东西在西方是什么？我们找到“西方价值”上去。原因是“美德”在中华文化传统相当于某种西方所说的“价值”；也即在中华文化，对“道”的高程度的“得”是备受推崇，看得金贵的，即最有价值的。而西方文化的所谓价值，是指在文化上被认可是价有所值的东西。比如individualism（“个人主义”）、individualfreedom（“个人自由”）、theindividual’srights“个人人权”和保护这些原则的democracy(“民主“)都被列为美国价值。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某些东西在西方被人们认为或者说在文化意义上是价有所值的呢？如果我们深入探讨，将在西方被看成是价有所值的东西与西方特有的宇宙观、思维方式的深层结构联系起来，我们发现西方思想传统将有些东西所谓价值观看待，皆然因为两大特质：1）凡备受推崇价值之物，必然是与上帝或对宇宙具有上帝角色或作用的独一无二超绝主宰体相联系的原则；2）凡备受推崇之价值，必然是具有不变本质、极端绝对性的原则。西方语言意义上的“个人主义”、“个人自由”、“个人权利”和“民主”都包含这两大特质。为什么“个人主义”？首先，因为人都是上帝一个个个体地由上帝创造，作为个体独立存在，都是上帝这个造物者的产品；每个个人在生出一刻起，上帝就赋予不可剥夺和改变的自由和权利，基于这些原则、保证上帝赋予的个人利益、自由、权利而建构的社会结构制度——“民主”；再者，人的个体性、自由本身、权利本身、民主本身都具有不变的本质，都是绝对意义的原则。其实“西方价值”，是它的宇宙观与它的超绝主义、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必然产物。其宇宙观是什么？在比较中西哲学视野中看，就是我们可称为“一多二元”或者金字塔状的深层结构；“一”就是那个上帝或者起到上帝角色或作用的对整个宇宙做了创造和实施主宰的超绝本体“一”，多就它创造出的一切物体，“二元”是一切物体都作为独立个体的存在和它们之间必然冲突性和构成单线因果关系的必然性。其思维方式是什么？是二元主义，也就是基于这样一个宇宙观而养成的习惯性地认为一切都被一个上帝元素所决定和一切物体都是绝对独立个体，之间只存在外在性的冲突关系。

【附言】：记住《关尹子•八筹》所云的“一中示多，多中示一。”这个“中”会使人一通百通！“；“一”就是那个上帝或者起到上帝角色或作用的对整个宇宙做了创造和实施主宰的超绝本体“一”，多就它创造出的一切物体”。这里是“一多合一”的概念。如果“十”表示上帝，那么“中”作为“十”的原点、中点，就是哲学逻辑上的“上帝之先”，是科学实践上的“上帝粒子”，所谓“希格斯玻色子”，看看科学界在这个月有没有定夺的声音吧！
 

　　是什么原因造成很多行为在中华传统被人们认为或者说在文化意义上是“美德”呢？在与“西方价值”得出的对照之下，我们也能看到，“中华美德”也是与中华传统对宇宙的认识和中华独具特色思维方式的深层结构紧密联系着的。人们也可发现，凡在中华文化意义上视为“美德”的，都反映凡备受推崇者皆然包含对天地万物之间恰当适宜的延续不分性的珍重。这个天地万物之间适当的延续不分性，就是万物的互系性，就是道字所涵盖的意义。可以说，西方价有所值获得珍重的是个体性、独立性，中华美德则是对关系的珍重，以感悟、把握万物间延续不分的互系视为难能可贵。相对于西方价值的两大特质，中华美德不是与上帝相联系的超绝性，不是不变本质、不是极端、绝对性，而恰恰物与物关系的相对性、恰当性、适宜性。中华美德都有那些？是数不尽的。但是凡在中华视为“美德”的，无一不是道之娴熟与优雅之“德”，无一不表现对具体时间、地点、情势之下事物关系感悟与把握之得当的崇尚。不用多想就可以举出许多可称为“中华美德”的事例、人格品行，如：尊敬师长、爱国爱民、谦虚礼貌、刻苦学习、尊老爱幼、一诺千金；其“美德”无一不以对关系之珍重为崇尚之意义。同样的，“中华美德”是非西方宇宙观、非超绝意义、非二元对立思维方式，或者我们称之为“一多不分”自然天地观和“互系通变”风格思维的必然产物。自然天地观是什么？在比较中西哲学视野中看，就是我们可称为“一多不分”或者“心场”式的深层结构；这里的“一”，不是那个上帝或者起到上帝角色或作用的对整个宇宙做了创造和实施主宰的超绝本体“一”，而是宇宙万物通变互系浑然而一的“一”或曰“道”，多就是自然自在造化的万物，“不分”是万物都不是作为独立个体的存在，而是互相构成绝对不分、互相延续，和它们之间的关系都是互相决定和内在性的。其思维方式是什么？是通变互系意识，也就是基于这样一个自然天地观而养成的习惯性地认为万物之中没有任何超越因素，事物都是互相构成决定他方与自己的必要条件的。

【附言】：“一多不分”这个提法很新颖。从《关尹子•八筹》的“一中示多，多中示一”来看，的确也是“一多不分”。“自然天地观是什么？在比较中西哲学视野中看，就是我们可称为‘一多不分’或者‘心场’式的深层结构；这里的‘一’，不是那个上帝或者起到上帝角色或作用的对整个宇宙做了创造和实施主宰的超绝本体‘一’，而是宇宙万物通变互系浑然而一的‘一’或曰‘道’”。而这个“一”、“道”显然就是指“中”。（清•乾隆帝称：“盖道者何？中之谓也。”）
 
　　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归根结底，它是宇宙观和思维方式的反映
【附言】：“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就是一个中国的“中”。其散之则名称多矣！（“一中示多”）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称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按照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解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际是指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据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的诠释，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思想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能是为人民服务，国家服务于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此外，讲明白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离不开要将什么是社会主义讲清楚。根据马克思对社会发展的预言，人类社会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社会极大发展、生产力空前提高之后，工人阶级通过暴力革命获得政权，从而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这样的社会形态被称为社会主义。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是一个经济体系和政治理论，主张或提倡公共或是整个社会作为整体，来拥有和控制生产资料（产品、资本、土地、资产等），其管理和分配基于公众利益。其特色为提倡由集体或政府拥有与管理生产工具，以及分配物资。其经济特征是实行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

【附言】：我们说，每个人都是别人的别人。因此“别人即社会”的概念是成立的。它包括了社会所有的人，比“绝大多数人”的概念还全面。显然，社会主义就是“以别人为主义”，即以公、公有、公由，以集体共有、共由（“共由为黄”）为根本原则的制度，而所制之“度”也就一定非“中”莫属。
 

　　在理论上逻辑上站得住脚地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说明，应当说是核心地表达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它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上。这个核心价值是特定人类历史社会形态的核心价值，这个核心价值就是这个人类历史社会形态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除此人类历史社会形态、除此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将不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如果按照上面对“中华美德”与“一多不分”和“通变互系”宇宙观与思维方式深层结构的关系的分析，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之道思想和基本原则，“只能是为人民服务、国家服务于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必然是“一多不分”自然天下观和“通变互系”思维方式的产物。因为可以说，只有“一多不分”自然天下观和“通变互系”思维方式，才会自然必然地在逻辑上导致“只能是为人民服务、国家服务于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样的价值。因为这样的价值反映的不是将人作为绝对独立个体看待，不是将个人利益、自由、人权作为由上帝决定的绝对极端原则的那种一多二元宇宙观和二元对立思维方式，而是反映的人与人在严格意义上是关系的，是不分的延续性，是浑然一体的。因此“只能是为人民服务、国家服务于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是表达在国家和人民之间，不是二元对立关系，国家不是人民的天敌，而是人民利益与意志的集中表现。任何凌驾于人民之上的国家，在逻辑上都是站不住和不具备合法性的。这其实是对将国家作为必然邪恶力量对待的自由主义理论的逻辑谬误构成合理合法的修正。

【附言】：请考虑一下“中”。
 

　　为什么我们在这里将“只能是为人民服务、国家服务于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核心价值归结为是与中华美德同一来源的“一多不分”自然天下观和“通变互系”思维方式的产物，两个最大的原因就是在中国所做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就是社会主义哲学和理论的中国化的结果。而社会主义哲学和理论的中国化，就是中国哲学在马克思社会主义哲学和理论的现代性结合。这种结合，首先关于宇宙世界的认识和在此基础上的思维方式。在这方面，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哲学和理论是不冲突的，而且是有着深层结构上的契合点的。是在这个意义上，应该可以说，中华美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本是同根生。

　　在阐述中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契合点之前，在这里应当鲜明指出的是，即使是根据马克思对社会发展的预言出现的，资本主义经过工人阶级通过暴力革命获得政权，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这种被称为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的核心价值，也仍然是宇宙观和思维方式的反映。而这种导致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宇宙观和思维方式，恰恰是与资本主义价值观所基于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相对立的，格格不入的。因此马克思社会主义的哲学和理论的中国化，中国特色化，连同马克思本人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核心价值问题的澄清，都将我们带到一个不能回避地去探讨中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契合点的问题。

　　中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契合点

　　首先确定一下：什么是契合？根据康熙字典：易经系词有“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之语；《礼曲礼》曰：“献粟者执右契”【注】两书一契同而别之，又合也。《辞海》有：“契：投合；契合：融洽、相符”。同时《现代汉语词典》解释“契-投合：投契、默契；契合-符合”。引这些词典的意思是，我们所讲的契合点，是这种词典中我们发现的意义。同时，我要指出，这里的“契合”，包含着哲学层次宇宙认识、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结构上的相合；历史上的契合表现在世界联系在一起的（全球化）形势、中国政治历史社会的诉求，与恰逢其时的欧洲风气云涌的工人运动巨大力量。此外，还同时包含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哲学之中的人民性的相合。不过，在这里主要涉及哲学层次上的中国传统与马克思主义的深层结构上的契合。

　　在这里需要提示的是，做到中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契合点的探求，追溯到二者在宇宙观、思维方式上的根源从而进一步发掘中华美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同根性。我们必须牵涉三种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儒家思想和西方自由主义。这三套思想，我认为可以用简洁三句话归纳，即：马克思主义对工人说：受压迫剥削，你就造反；儒家对达官贵人说：你们要善待老百姓，否则他们造反是天意；而西方自由主义说话的对象是有钱人：你们的钱是合法的！

　　我们之所以现在要讲中国哲学传统与马克思主义的契合，之所以先把这三套思想用三句话进行简洁的归纳，就是因为今天人们普遍倾向上的偏颇与不符合逻辑；不是根据学理和逻辑，而是根据平庸的心理情绪，把中国哲学传统和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看待，在他们之间搞势不两立，另一方面，却在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找朋友，在儒学与自由主义之间找朋友。这反映了一种很肤浅的学术氛围。而这种肤浅氛围是十分有害的，它危及到中华民族在今天正处于一种难堪的政治。也即，在中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搞势不两立，等于鹬蚌相争，渔人得利。这个渔人就是自由主义。而这三着今天所摆的架势，不是学术架势，而是政治架势，就是说，它要决定中国怎么走，不是凭理性，而是凭简单心理情绪。鉴于这个政治架势，进行一场学术架势论证，有利于这个政治架势朝着有利于中国平稳度过信仰（政治）危机，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讲中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契合，有学理性契合与操作性契合两个层次。在学理上契合，是说在二者宇宙观、思维方式、价值观和作为载体语言的机头上，有构和的确凿可能性。这在学理上是通的。而操作性契合是1）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出现与中国诉求的历史恰逢其时；2）政治方面人民性的契合。也即：学理逻辑性进行汉语转化以及完成语言转化后的话语与社会现实发生一致性。

　　马克思的思想是什么结构？

　　要揭示中国哲学与马克思是如何相互契合的，必须要揭示，相对于中国哲学与西方主流思想传统的深层结构差别，马克思的思想属于什么结构？

　　上面已经阐释，相对于西方思想传统，中国哲学宇宙观和思维方式的差别在于它没有像西方那样的超乎万物、超绝性的宇宙创世开端。对于中国哲学，万物都是互相依赖、不分地联系的；万物之上，没有一个高高在上的东西作为创世的主宰体，万物无需从它那里获得自己存在的意义。因此，中国哲学的宇宙也不存在一个不需要人类理解的超验东西，它对西方传统是作为一种确定性存在的，而在中国哲学，不需要存在这种确定性。是在这点上，西方思想贬低了人，中国思想给了人巨大的力量。因为宇宙间没有超越人类理解的东西，这种先验是不存在的。所谓“确定性”，它是指人类无法经验、无法理解，它是静止不变的真理，是人类已经花费一切努力企图理解，却依然没有理解的那个东西。

【附言】：“上面已经阐释，相对于西方思想传统，中国哲学宇宙观和思维方式的差别在于它没有像西方那样的超乎万物、超绝性的宇宙创世开端。对于中国哲学，万物都是互相依赖、不分地联系的；万物之上，没有一个高高在上的东西作为创世的主宰体，万物无需从它那里获得自己存在的意义。因此，中国哲学的宇宙也不存在一个不需要人类理解的超验东西，它对西方传统是作为一种确定性存在的，而在中国哲学，不需要存在这种确定性。”这个话说早了！看一看“中”乃“十字”空间坐标原点、中点，这个话就显然是说不通了。有先验的“上帝”、“上帝之先”的概念，并不必然地导致贬低人，它首先是物质的然后才是精神的，如果没有人类，它会永远是物质的。我指的不是似是而非的“上帝”，而是指哲学逻辑上的“上帝之先”、科学实践上的“上帝粒子”——“希格斯玻色子”。
 

　　在思维方法上，中国哲学没有二元对立。其学理是这样的：由于没有超绝体，所以万物是互相依存；由于互相依存，就没有割裂，没有孤立、没有散沙状态，任何二物，可做阴阳看待，二者不同，但具有不可分割那种不分延续性的联系；由于不可分割，也就没有单向线性因果关系，任何二物之间都是互相作用、互相决定的。所以，对照西方的二元对立来说，一切偶对方面、事物、过程都是互相的延续、都是不断裂的通变互系。这个学理决定中国哲学史互系性哲学。

【附言】：由于“丨左为阳，丨右为阴”的“中”的太极观、太极图的思想体系，我们的阴阳是对立统一的概念。也可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谓“独阳不生，独阴不成”的万物之“生成”规律。
 

　　可以说，相对于西方形而上学、概念思维、超绝主义与二元主义，中国是通变互系哲学。中国传统1）不相信有一个单一秩序的世界；中国的宇宙观是美学性秩序，而非逻辑性秩序；2）讲的自然是“自己然也”，非西语“nature”这个概念；自然说的是一切都是互依互存，构成的关系是内在而非外在的；3）没有本体论，不相信存在最终无法分割的质体；4）不相信有超乎一切自然而独立主宰体。也可以叫中国哲学是“一多不分”哲学；相对于西方“一多二元”主流哲学传统，它表示a）人类处于“一多不分”之中：不意味牺牲自己的个性，去成就一个不分、完美整体；b）达到和谐的途径恰恰是考虑差别；考虑差别，才不因为差别而排斥，为一己而伤害他人；c）一种心场结构或安乐哲所阐释的“角色伦理”：是承认每一个独特事物都是在自己经验场内与它种事物无法分割的，相延续的，成为一体的，修养，是修养环境敏感性！

【附言】：其实，这个“人类处于“一多不分”之中”已经说的很明白了，也就是说“人类处在‘中’”字中。到此结论就有了。
 

　　阴阳不能叫做“二元”（“duality”），因为阴阳不是各自独立、非黑即白那种二元对立。相对于充斥西方主流哲学传统的二元对立，任何二物相遇必然是各自独立、互相冲突，中国阴阳思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系。由于此，阴阳a）是生生不息，不是相害止息，走向末日；b）没有上帝安排设计之下的大目的论；c）没有线性地走向最终目标，没有终结历史观；d）而是螺旋形循环上升的历史观。

　　是这样一种截然区别于西方主流的中国哲学，却毋庸置疑地，马克思思想在众多西方思想流派当中，是更多、更深地与中国哲学进行对话的；表现了比其他学派对中国哲学传统的更大融通性，这不能不让我们去思考马克思的思想究竟属于什么结构。这必然是与马克思思想的深层结构直接相关的。为了说明马克思思想属于什么结构，我们需要讲西方思想传统中的“第一问题思维”。“第一问题思维”是西方a）一种非特定严格意义的宇宙观，不以单一单向线性逻辑顺序作为前提的设定思维方式；b）以特殊性构成事物的秩序，具有模糊性和美学性；认为c）存在是非绝对质性的，最终不可分性是不可能的；d）它注重非确定性，注重变化与过程性；e)它的抽象方式在于抽象为可能性，非秩序，而是互系，以互系作为秩序，其为实在事物构成内在联系的表现。赫拉克利特是典型的西方第一问题思维者。

　　马克思属于西方第一问题思维。最明显的表现是马克思主义认同和赞许赫拉克利特。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写道：“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且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这个原始的、朴素的但实质上正确的世界观是古希腊哲学的世界观，而且是由赫拉克利特第一次明白地表述出来的；一切都存在，同时又不存在，因为一切都在流动，都在不断地变化，不断地产生和消失。”这表明马克思主义具有向赫拉克利特回归的特征，是这一特征，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深层结构上贴近了中国哲学。

　　确切地说，马克思主义结构不是一多二元。这是明显的，毋庸置疑的。决定马克思思想不是一多二元，关键的有三点：一是它的无神论；二是申明世界一切事物都是互相联系的；三它的宇宙观是一切变化。就是因为在这样三点上，它否认西方主流的超绝主义与二元主义，也等于否认一多二元结构。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可是说成为西方思想传统本身的异军突起。马克思也不是经济决定论者、或者物质决定着、或者科学技术决定论者。因为马克思的非一多二元思想结构使得他不可能是形而上学、二元主义的线性单向决定论者。在西方和中国都有那么一些人，有一种意境形成定见的说法，把马克思说成是“经济决定主义”或“科技决定主义”。但仔细研究一下，就可以发现，这并不是很深奥的逻辑，马克思根本就不持有象人们所认为他有的观点！它的自然宇宙观和非二元主义思维，决定着他既不是决定论，也不是意志论。

　　经济决定论、物质决定论、科技决定论都是一多二元思维逻辑导致的产物。西方主流哲学的“决定论”，是线性单向原因(causality)的概想；也即，一切事情都它者造成的；更关键的是，凡造成都带有法规形式：“只要这样，就会那样。”是沿着这条线产生的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问题上典型的二分叉观点；它作为一种明显特点，存在于大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著作当中。政治行动(上层建筑)在这里被看成是主观性的东西，因为它只是成其为客观的东西的反映而已。

　　马克思不是科技决定论！将马克思理解为是“科技决定主义”的，原因来自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理解。在这点上，马克思被误解为持有“经济永远是前提和起决定性作用”的观点。这样，马克思眼中的历史被认为是一条单行街。诚然，马克思是说过“生产是决定性的因素”的话，可是十分明确的是，马克思讲的是变化对生产、消费、分配、交换的内在联系(inner-related)着的过程产生的影响，这里不是讲互相间联系(inter-related)的过程。马克思更不是在讲关系本身的变化。

　　马克思讲事物内在联系，不是规律！内在关系(inner-relatedness)与互相间关系(inter-relatedness)是什么意思？需要先来区分一下“外部绑结(externallytied)”与“内部相连关系(internallyrelatedrelations)”。欧门认为，甲与乙之间为内在关系是说，二者作为什么，是根据它们所处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来说的。相比之下，甲与乙之间为外在关系是说，二者作为什么，是根据它们对于它们所处的相互间关系的独立性而说的。在内部关系上说，甲和乙是能够互相决定的，互相必然的，和互相经验的。二者不管谁起了变化，在对方来说也必然是个变化。

　　事物由内在联系决定，而非其独立性决定。讲甲决定乙是指将着眼点放在关系的一方面而言，是讲“除非乙是处于与甲的关系上，否则乙不会是如此。”这也是讲“是甲对于乙的关系上的某种原因造成乙目前如此的。”而且，讲“内在联系性(inner-relatedness)”是潜入经验关系的下面，也就是说，去追究相分割的决定因素之间的联系(或曰有机统一)，说“相分割的决定因素”，是指它们同由它们所决定之一方仔细地区别开来。欧门举出例子表明，许多马克思的重要概念之间都是内部联系着的，因而，必须是在这种景况之内才能谈马克思所使用的“决定(determines,orBestimmungen)”这一词的意义。

　　马克思在讲内在联系，不是外在联系。马克思眼中的社会是充满关系的。很多人都这么说，但这种说法是具有明晰准确的意思的。它在《资本论》当中的表述是活生生的；资本、劳动、价值、商品等等都是作为关系抓在马克思的手里的，它们作为什么，是作为构成整体所必要的因素被抓住的。而同是这些因素，人们通常习惯于将它们看成是“外部绑结(externallytied)”的。马尼科斯指出，马克思在这里阐述的决不是类似“假如一个女人离婚了，她就不再是妻子了”那样的原因关系。

　　马克思被误解为科技决定论者，是由流行的所谓“经济决定主义”后来演变成了一种“科技决定主义”的说词。这个说词的论据模式据说是马克思有这样的话：“伴随手工作坊出现的是封建主的社会，伴随蒸汽机出现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然而，正如欧门(Ollman)和萨厄(Sayer)所展示和分析的，马克思的大量著作告诉我们，必须放弃这种说法。其实马克思早就批评和说过，没有比持这种观点更糟糕的理论家了。

　　只有资本主义才有“经济”问题。马克思强调，如果不能充分看到资本主义的社会和政治与生产之间的联系同前资本主义的此种联系是很不同的，就会导致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二分叉问题的混乱。在一切社会中，包括资本主义，上层建筑诸因素都包含在生产方式的组成之内。在有些社会里，那里并没有“国家(state)”，而且宗教往往是生产方式的组成部分。马克思勾画了前资本主义的那些联系，然而他集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他分析当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是说明只有资本主义才有市民社会与国家、资产阶级与市民的二分叉问题。严格说来，只有资本主义才有所谓“经济”问题。只是由于此才让人容易想到经济是作为基础的，诸如国家等因素是作为上层建筑的。上层建筑是与经济基础是分离的，是由它所决定的。

　　马克思的科学不是资本主义科技不是同一个概念，马克思的科学是辩证。马克思和恩格斯将与黑格尔的关系阐述得很清楚，将他们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的”也阐述的很清楚。应该引起我们足够注意的是，马克思经常把“辩证”作为“科学”的同义词来运用。所以生产才被看作是内部关系的(辩证的)过程。它包括四个方面：为满足生物性需要的生产、为新需要的生产、再生产和双重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关系是自身显现的。一方面具有自然性，另一方面是社会性的。所谓社会性，其意义在于单个个人实现合作，无论这种合作是什么条件下的，是什么方式，是以什么为目的。所以说，对于马克思来说，一定的生产方式或者国家模式，总是与一定的社会国家合作形式相结合的，这种合作形式本身就是生产力。其实在马克思看来，合作方式本身是本质性的关系，它确确实实就是规定着生产方式。例如，相比之下，奴隶制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之间，资本主义的合作本质则是被神秘化的“自由”。

　　马克思不可能是科技决定主义者！可以说，正是这样在“内部联系”或“内在联系”两个概念境况上马克思不可能成为“经济决定主义”或者“技术决定主义”的。而且这正是马克思向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和毛泽东提供了在哲学上对话的可能性的地方。中国接受马克思恰是他的非决定主义，而且正是因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是通过自己的世界观，以观关系为中心的视野、自己的历史、经验和文化传统来理解马克思或者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以及其他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恰恰因为与西方那种决定主义原因观毫无干系而绕过了它。郝大为和安乐哲(DavidHallandRogerAmes)指出：“由于没有西方式的二元观点所建立起来的本体上的分离视野(即：某些决定性的原则与它们所决定的事物是分离着的)，一切事物的联系性观察就产生出一种互系模式的哲学思维和互系模式的宇宙秩序的解释。”(1987)

　　毛泽东比西方马克思主义更接近马克思

　　有个常识性的事实，即从西方来的思想，没有哪种更比马克思主义向中国人提供了那么多的对话而不是碰撞。在这个常识性的事实中，更为清晰的一点是，毛泽东（中国哲学）似乎比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更接近马克思。

　　有三个论点可以解释为什么毛泽东更接近马克思。郝大为和安乐哲提出：1）中国哲学是一种事物本体观，把人当成事物看待，讲人与其行为(theagentandhisact)的互系；2）中国哲学没有超绝观(senseoftranscendence)，宇宙间一切事物都是互系的。不象西方二元论，中国哲学将任何二物，如阴阳，都看成其中一方构成规定另一方的必须条件。这种关系的解释需要域境化(contextualist)——也即心场结构。3）传统作为解释的域境(context)。历史不是什么神和哪个“英雄”的主观臆造。在这三点上，或者说从以观关系为中心的视野看世界这方面，毛泽东（中国哲学）是很典型的。毛泽东是更接近马克思的，这在为什么毛泽东强调人的能动作用不是那种无视客观经济力的唯意志论这一问题，应该更清楚。因为像马克思论述内在联系的关系所说的一样，毛泽东其实坚持的也是，而且总是强调人的努力要适当，要根据和符合具体环境、时间和情况的需要。这曾一度成了一句口头禅的话：“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毛泽东的分析方法中，找不到如此众多西方“专家”所讲的那种“唯意志论(voluntarism)”。

　　中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最好的契合发生在中国化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落地生根，变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或毛泽东思想，是对西方一多二元自由主义思想结构的断然拒绝。中国哲学由于具有与马克思主义的类似宇宙观和思维方式，并通过一场具有强烈中国意识的中国化哲学运动，将马克思主义嫁接到中国思想传统的大树上，成为现代枝繁叶茂的、与中国儒学传统相合则使中国昌盛，相分则致中国受挫的不可分割文化组成部分。二者最好的契合发生在于马克思哲学实现哲学中国化的四个过程）马克思主义已经翻译成中文，已经产生深层结构的变化，二元对立、形而上学的西方含义被屏蔽；2）在中国用中国典故、成语、观念对马克思哲学进行解释，很多西方概念都变成了可以理解为互通途径或者是道的延伸意象与会。如瞿秋白直接将辩证法解释为正反相成；3）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运动和中国化运动（艾思奇和一些其他人）。如陈唯实从中国古代哲学“探究辩证法的观念；陈唯实对《周易》、《老子》、《庄子》的辩证法作高度评价，指出，古代著作“对于辩证法已有相当的发现”；4）毛泽东让马克思主义完全融入中国传统哲学思维体系，使用大量中国典故；提出与西方哲学加以区别（包括调整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定律、对恩格斯提出质疑）；在孔子身上找到“辩证法因素”；用“辩证唯物论”的概念解释墨子，提出墨子的“两而无偏”与儒家的“执两用中”是一种相对稳定的“质”。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户形式，大量是对前中国哲学的再阐释和改造。这种改造表面上是一种反传统印象，但在深层却沿袭其深层结构，是运用现代语言在现代语境中的基本深层结构保留，换得在一套全新的现代语言体系中的弘扬。这是需要细致的嫠清分析工作才能认识的。例如，以“中和”思想为例，原本对人与人之关系的重视，追求社会和谐和对大同理想的追求，在其现代形式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是“为人民服务”，是将“仁”视为众生平等，将“礼”视为做好本份事而阐述的。有位网友说：“官，民，士平等为仁；人民安心做好本职工作，造导弹，扫大街无高低贵贱，又同时敬老爱幼为礼。”这就是儒家思想的现代表述和发展。刘少奇会见时传祥是个典型事件。人只有社会分工不同，没有由于职业而导致的社会不平等。新话语不仅阐述了和谐，而且还阐述了和谐的根本条件。

　　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无法分开的；历史性、政治性上它们是一脉相承的。中西方两大哲学传统有结构性差异，但马克思主义是比西方其他思想更多、更深地与中国哲学发生契合的。近现代众多西方思想学派涌入中国，只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开花，正是它与中国哲学有更大融通性。再加之历史和社会政治条件更造成融通的契机。在这个问题上应有大块文章可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不是偶然的，是从下至上的革命成功、是从民间走向执政道路的成功；没有它在学理结构、历史性、政治性方面的契合与融通，是不可能的。这是中国社会政治、哲学文化于现代发生的一个基本的、无法否认的事实。任何否认的努力都是无益的。

　　同根生的中华美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对精神文明建设的启示

　　在中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相契合意义上中华美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同根性状态为我们思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三点重要启示：

　　一、提倡中华美德与提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不应当是两件不相联系、甚至是二元对立的事情。中华美德的提倡应当放在与西方文明对照的视野下，让它围绕中华文明特有的天下观、互系性思维方式，使得美德的意义更具中华特色、更确切、更激活其凝聚力。中华美德的表达要突出中华民族精神上对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关系的珍重，而西方自由民主主义的价值观是忽略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将人虚构为互不联系的单个个体，对其独立性进行的绝对性推崇。这是违反人类生活本身现实情况的。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同样是应具有比较中西文明视野的，反映中华文明以特有天下观、互系性思维方式为出发的崇尚。它是具有根据马克思对社会发展的预言，人类社会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通过暴力革命获得政权，从而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那样一种被称为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价值观；这样的价值观反映的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哲学和理论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同是建立在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宇宙观和思维方式基础上的，因为它也是马克思的宇宙观和思维方式。此外，它也是经过中国特色化的，更强化了以关系为珍重的崇尚根据的。它的价值观具有强烈鲜明性，就在于它区别自由主义虚构性的个体意识和资产阶级腐朽的个人利益至上的价值观。在这两者之间实行模糊政策，不能称为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价值观。

　　三、中华美德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不同范畴之中所强调的对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珍重观念与行为。中华美德的范畴要更广泛、同时既具体也概括，可容纳从整个社会人类的走向到人作为个人的精神修养、观念与行为。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是有特殊针对性的，是针对特殊范畴而言，也即社会的政治、经济形式性质范畴，国家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它尤其指国家和政府组织的属性为人民性的，即只能是为人民服务，国家服务于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还可从根本上说，它是适应社会主义形态的，符合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是在性质上区别于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的。区别的根本来源是与中华美德同根的，也即，它是表达对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珍重，而不是加剧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紧张甚至冲突关系的。它强调人的社会关系的总和性，也即不可分的互系性，而不是虚构化的个体独立性和抽象的人性。中华美德的提倡与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提倡在学理上是一致的，在运作上不是互相倾轧的、而是可以统一起来的。什么时候出现了将二者对立，就表明我们自己的头脑错误地走向二元对立，我们的理论和实践出问题了。

【附言】：如果“中”是宇宙本体，那么它就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是铁定的。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一切思想体系，都是围绕着这个“不为尧存，不为纣亡”的东西南北中、一个中国的“中”字在说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