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党的文献》杂志社邀请我参加这个重要的会议；感谢给我这么一个机会与各位交流一些想法。我很兴奋，因为这是个难得的机会，一个重要场合。我希望能用我所学，为党和国家做点自己认为可有点贡献的事情。没有别的，只有一点想法。

      本人搞比较中西哲学研究，也是一名政治学、政治哲学工作者。今天就“推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研究、传播与话语权建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系列讲话精神”的议题，我想讲三点：第一，习总书记关于话语权建设问题的一系列论述，及以其作为此次会议主题，我以为极其重要；第二，我想说一些在高校教学以及对外交流中典型的我们丧失话语（也即习总书记说的挨骂的问题）例子或现象；在这些例子和现象上，我们可以用一种文化阐释话语，给予回应并讲好“中国故事”；第三，我想向党中央建议，成立“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相结合话语的国家意识形态研究委员会”专门机构，高屋建瓴总结、研究与设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儒学为主体传统思想文化内涵的中国国家意识形态。需开拓“一多不分”方法，摒弃流行的“一多二元”方法，建设比较中西哲学视野的“讲好中国故事”新话语体系，“用一多不分话语，讲述中国一多不分故事”。

      （一）习总书记关于话语建设问题一系列论述，我认为抓到了根本，意义极其重大。

      中国应有什么样话语，是带根本性的问题，是反映和关系到对中国与世界今天与未来需有的恰当认识及应有的态度与战略决策，是深刻现实性、历史性的。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看问题，话语、词汇、论理框架、语言结构，是作为宇宙论、认知观、思维理路、价值取向、意志追求的载体的。话语不对，乃至失语，实际本质反映的是宇宙论、认知观、思维理路、价值取向、意志追求的问题，是精神问题，是牵涉立场、观点、方法的问题，是比经济下滑还要重大严峻的问题。失语联系着的，是思维是否恰当、正常，反映我们民族是否清醒地明白自己在一条什么路上走着，是不是走进岔道，自己还感觉良好；也提示我们，不能只凭感觉走路，感觉常有错觉。“话语”是直接关系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大原则问题，是“我们脑子要特别清醒、眼睛要特别明亮、立场要特别坚定，绝不能有任何含糊和动摇”的问题。

      习总书记提醒全党：“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总是企图让我们党改旗易帜、改名换姓，其要害就是企图让我们丢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丢掉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我们中“有些人却没有看清这里面暗藏的玄机”，以为西方“普世价值”可以认同，一些政治话语可以借用，接受了不会有什么大损失，不能拧着来；“有的人奉西方理论、西方话语为金科玉律，不知不觉成了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吹鼓手”。习总书记还讲：“是非疑，则度之以远事，验之以近物”；如果“用西方资本主义评价体系来衡量”，凡事得“符合西方标准，不符合西方标准就是落后的陈旧的，就要批判、攻击”，最后是跟在人家后面亦步亦趋，否则就是只有挨骂。这些话是振聋发聩的，如果谁还对这些话不以为然，恰是精神出问题的病症。

      在哲学上，失语反映的是失掉逻辑，是思维问题、灵魂问题、信仰问题，精神支柱出了问题，是把不属于自己的灵魂、信仰、精神，在失掉正常思维、失掉是非观（习主席讲的“是非疑”）状态下，笼而统之进来，让自己变味儿，甚至变质。比较哲学显示，西方“普世价值”及其“政治话语”，构成哲学谬误。个人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掩饰本身“终极”的逻辑，索要的效果是为少数个人经济致富与攫取政治权力，编制合法叙述话语。看穿它，是要看清它“一多二元”结构：“一”是“超绝一神”；“多”是“单子个体人”。这是两个实际不存在，却是叫人去信仰的假设虚构前提。它有的叙述效果，只是靠巧言令色的“软实力”技巧，支撑它的是虚伪的装潢。这是著名思想家休谟早已一针见血揭穿的“虚伪”。对自由主义“普世价值”、“政治话语”亦步亦趋，本质上是接受它的话语权力关系结构；接受了它，就已然将自己放在低人一等、接受被指责呵斥的卑下地位。挨骂而不回应，是任凭它用“一多二元”话语解构你，误读你，歪曲你，贬低你，致使你完全失语，失去合法性，甘心听命它的指挥棒，做它的附庸——失去应有尊严。这种情况根本谈不上当今人们整天痴迷的“自由”，反而显得似乎已走火入魔。可怜的是，已是在他人案板上随时可遭宰割的地位，却活活表现为一个鲁迅先生刻画的“阿Q”。这曾是我们刚刚翻过去历史那一页的情景，中华民族曾经的让人噤若寒蝉的情景。

      （二）我注意到，高校教育和对外交流中，由于不知彼而不知己，长期在个人主义意识形态、自由主义话语面前，出现大量失语被动的状况，令人痛心疾首。

      如“人权”“human rights”在西方“一多二元”语义的环境，是将人视为单子个体及以人的私欲为正当的含义；其要害点有二：1）“一神”赋予个人追求私利的正当，因而“human rights”（“人权”）具有神圣绝对正确性；2）它是赋予单子个人的，总是一己的向外索求“权利”（不错性）。它明显与中国环境的推己及人围绕关系、与义务不可分的权利，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如果明白“人权”的“一多二元”内涵，中国在这人权问题上，本不该是被动的。

      还如中国社会的坚持共产党领导，很流行被攻击为“一党专制”。其实如果讲出“党”字含义在中国语义环境的“一多不分”故事，即可构成对“一党专制”说法的有力驳斥。因为它是拿“一多二元”政党（political party）穿凿附会中国“一多不分”的“党”。“政党”在西方是个人主义性质，个人主义的逻辑来自“一神”存在的虚构假设。“political party”（政党）直接喻意：1）一些单子个人为私利结成群；2）攫取权力。这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即是：个人为私利结成党具有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合法性、“人权”（正当）性。但在中国环境和传统恰是相反的另一回事；共产党以致其他党派合法性，是在于人民性，恰是反对为私利的党或政治。“黨”字写法是“尚黑”，含贬义，印证了深厚的“君子不党”、反对“结党营私”的治国理政文化传统。“political party”译为“政党”，近代从西方传入，但在中国环境完全变成相反意义——在中国结党，你必须誓言为全体人民谋利益并实际这样去做，才具合法性。中国共产党合法性是以自己誓言与实践证明，被历史承认，被人民接受。很鲜明，与“一多二元”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政党”比，共产党是“一多不分”的模范群体，她的誓言与行为都表明与全体人民、国家、民族的命运相系不分，完全不是单子个人寻求私利性质的乌合之众。“一党专制”在西方个人主义语义环境，是指一个人出于本性之恶而在权力大之时，针对其他单子个人“人权”构成威胁或侵害，这是不可取的。但将它穿凿附会到中国环境坚持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治，是荒诞、粗暴的，是明显暗藏玄机的。另外，做中国共产党党员与做美国共和党或民主党党员，完全也是风马牛不相及两个概念，一个是填个表而已，另一个则是必须通过复杂的考验过程。更有，共产党与八个民主党派是历史的并肩战斗战友，是同舟共济而不是西方概念各为一己私利的政治竞争关系。中国党的“一多不分”故事，驳斥“一党专制”个人主义的概念在中国不对称附会叙事的荒谬，建立了自已叙述自己的话语。

      还如，为什么说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及中国传统哲学不是对立，而是一以贯之、一脉相承的？就因为二者是由“一多不分”贯通，在宇宙观、认知观、思想方法、崇尚与追求乃至语言话语上，是同一个“一多不分”的核心。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如何看待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它们一以贯之，都是“一多不分”话语，都讲同一个“一多不分”故事——将人视为命运相连的，将社会视为命运共同体的，因为人生活的现实世界，是平白得不用论证的人与人相系不分，而不是虚构的单子个体的。它的不用证明就是马克思主义真理性，就是社会主义的促进人与人协作关系的本质；激励人与人协作，解决人类与自然协同关系，利于人类长期生存发展，是唯有社会主义才有的优越性。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社会主义典章制度治理（而不是“一多二元”资本主义依法治国），本来就是“一多不分”宇宙观、认知观、思维理路、信仰追求于中华文化及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特有话语结构。当然，这种坚定的“一多不分”故事，不可避免包含与“一多二元”破坏作用做斗争，是其故事的应有之义。

      还如，西方“法治”说辞用到中国来穿凿附会，制造“党大还是法大”的意识形态混乱。在这种状况我们的被动，还是来自不了解西方“法治”/“人治”二元对立，还有“宪政”、“普世价值”、“依法治国”等等说辞背后特有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自由主义“一多二元”的故事；这个“法”（law）是外在一神设下的法，向契约延伸的法；这个语义环境的“一神”、“契约”、“法”等概念，全是假设虚构的“真实”，是不靠谱的，因为它们不是现实存在的。人治（rule of man）是不行的，是因为人性生就的缺陷；法治是好的，理由在它是“神治”（法是人设下，神为真善美）；“宪政”即“宪法之政治（权力争斗）”，也是契约之政治(权力争斗)；“依法治国”就是“神法公正之政治（权力斗争）”。另外还有“迪莫克拉西（democracy）”，它被译为汉语“民主”，却与人民当家作主毫不相干，因为只是个人角逐的一个程序机制（如《纸牌屋》所表现）。这些都是“普世价值”（或“普世原则”），但不是中国人理解的在“对所有人都有好处”含义上的“民主是好东西”，还是因为它虚构假设的“一神”在起作用，它的东西必须是对一切的，毫无任何的例外。这一大套个人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要害，就在它整个是一个与中国环境及传统风马牛不相及的“一多二元”故事，一个超绝神的故事，一个单子个体人的叙事，一个虚构假设故事，形而上学故事，对人类生活现实只是误导与实际制造二元对立状况的故事。其所有概念——法治、人权、民主、上帝、人性恶、自然状态、契约等等，乃至整个一套故事叙述，统统只是虚构假设；“迪莫克拉西（democracy）”（“民主”）是承认“上帝存在”、“人性恶”、“自然状态”和“契约”，至少这四个虚构前提之下，才成立的一个虚构概想。

      而中国语义环境的“民主”二字，在根本语义上与“democracy”毫无关系，而是意义来自“民本”，是实行人民大众当家作主含义，它是由“民本”延伸而来，是基于“一多不分”，也即根据人与人相系不分、人与人的命运共同与相通，别人好与自己好是不可分的关系的认识。不难想象，如果我们至今还把“一多二元”故事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迪莫克拉西（democracy）”，去穿凿附会为“一多不分”“民主”，热衷在中国搞什么西方式“依法治国”，什么“两党竞争”，什么“三权鼎立”，什么“宪政”，什么一人一票“选举”，这是在认识上犯的非常荒唐错误。

      中国不是西方那种单子个人至上、上帝超绝至上的“一多二元”语义环境，没有“法与党”二元对立权力争斗制度，而有的是完全以历史和实践经验确认的真正“立党为公”和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党”为合法。“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今天在世界民族之林挺立的这个东方大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今天中国一切。正像习总书记所说，“中国有了中国共产党执政，是中国、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一大幸事”；这还是说，中国是一个“一多不分”魂魄的中国，发生被“一多二元”的逻辑搞乱，中国共产党是“一多不分”的，是具有全社会、全体人民共同命运思想的，为人民服务的，所以她实行对中国的领导是中国的幸运。是她避免了中国走向更坏的一多二元（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民大众）灾难的局面。事实是直白、毫不装点的，没有共产党，在中国谈论法的问题，那是什么法？只能是“一多二元”话语压迫人民的法！中国的法，决不能是什么“一多二元”法，而只能是“一多不分”人民民主的法。我们绝不能有任何糊涂和疑惑，所谓“法大还是党大”的暗藏玄机，是要取消历史实践证明的中国共产党在人民共识上建立的领导地位合法性。敌人制造这个话语是别有用心的，我们鹦鹉学舌则是愚蠢至极的。

      还有“市场经济”，也是西方“一多二元”话语。但是我们不能忘了，在中国使用的这一“词汇”前面，有“社会主义”的定语。这与“民主”提法一样，我们不可抽象使用它，因为非社会主义“民主”可以趁机“鱼目混珠”。我们不能忘记它前面的“社会主义”或者“人民”的定语。把“社会主义”定语撇开的“市场经济”不是我们所要的“市场经济”，在中国不能照搬西方的路子。我们需要关注，不少经济理论人士的研究与宣传市场经济，是片面甚至是错误的，他们实际上充当新自由主义的免费传声筒和义务宣传员。
    

      我们不能一方面苦闷于找不到讲清自己的话语，另一方面仍在源源不断引进、穿凿附会尚未搞懂的“新词汇”。一味引进西方“一多二元”话语，等于自己解构自己话语，等于自已放弃自己话语，等于自我殖民；大家如果记得，1988年的《河殇》是典型自我殖民现象。我向党中央建议，中国需要坚持“一多不分”方法，摒弃流行的“一多二元”方法。

      研判我们今天的话语缺失，无非是把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古代与现代传统“一多不分”的哲学，“一多不分”追求，“一多不分”想法、说法和做法，统统装进“一多二元”概念和理论框架话语中对待，引起意识混乱，使我们失掉自己原本思维理路，导致思想迷茫，陷入失语状态。

      问题的症结，是我们对西方话语背后的文化喻意不了解。“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是以一己单子个人私利，作为“一神”赋予权利，是一个个体人乃至社会的终极目的——除了为我一己之私，我谁也不为，我跟谁也没关系——一种极端个人私利主义。中国很多人不了解，大家熟知的“现代性”（modernity）的概念，包藏的正是这个极端个人主义玄机。对西方话语的整体认知与把握，就是以“一多二元”一以贯之的特殊语义的宇宙论、认知观、思维理路、价值追求和语言结构，是今天泛滥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及自由主义的叙事。与之相对，我们讲的所有中国故事，都是讲“一多不分”，随之而产生的恰当有效话语，才是西方文化背景人们易懂的，因为是与他们熟知的“一多二元”互鉴而来的，是直观、言简意赅的。

      归根结底于哲学的意义，所有中国讲的“一多不分”故事，是讲人与人、人与物、家国，社会、天地、宇宙、万物理所当然的相系不分。无论中国传统思想话语——仁义礼智信、和而不同、天人合一、民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等等，以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及毛泽东思想话语——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马克思主义真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集体主义等等，都无不是以尊崇、追求天理正道、社会人群阶层的平等对待关系为重；任何阶级和社会的剥削与压迫行为都不合天理正道，是伤天害理，是制造混乱、引发灾难，需要匡正。“一多不分”的精义是：现实世界一切都是相互的、关系的；所谓单子个体、超绝一神是虚构的。没有神仙皇帝，全靠同命运的人类自己。所以，能不能建设一个中国话语体系，关键是能不能摆脱恣意使用西方不对称叙述话语的不良习惯，是能不能把中国事务和问题，讲出它的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一多二元”相形对照的中国自己“一多不分”文化语义环境，是能不能讲一个“一多不分”宇宙观、认知观、思维理路、人生观及崇尚追求的故事来。凡是中国故事，凡讲得好的中国故事，无论属于那种层次和内容的故事，都须是用“一多不分”话语讲述“一多不分”故事。

      相对于“一多二元”话语的故事，“一多不分”不是别的，就是没有那个超绝一神，没有单子个体的人；而是一切都是相系不分，人与人是命运相连共同体，一个人无非是一个关系样态。只要是活在现实，人与人就互相牵连不分，就只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才是最正当生活态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才是最基本生存生活的方法。这样的推己及人，是基于人、家、国、天地、宇宙、万物的“一多不分”是一个根本事实，是无法违反的。一切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虚构话语，都违反这一基本事实。

      为尽快让更多人学会“一多不分”的话语能力，大力推动贯通中西学识教育，培养贯通中西认知论、方法论的年轻人才，已是今日迫在眉睫的大战略举措。中国需要启动自近代以来现代话语的厘清梳理工作，制定长期计划，置换现有运行的以西方“一多二元”为主导话语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学科研究与教学语言。

      我建议党中央成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国家意识形态研究委员会”，势在必行地去研究、建立、完善和维护一套符合我国社会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话语，阐明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的理性逻辑；它是一套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地位及以儒学为主体传统思想文化为内涵的国家意识形态，作为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崇尚与精神支柱的向心凝聚轴心力，开辟有利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历史新局面和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长治久安。这同时也是实现我国软实力与硬实力并举、稳健把握我国核心竞争能力和核心文化影响力。

      迄今“一多不分”与“一多二元”在中国意识形态中的杂用与混乱，伴随对中国与世界的叙述，给我国带来的被动，现在是必须扭转的时候了；这样做，是为看清眼前的路，明确要去的方向。“一多二元”是西方社会政治意识形态主导话语，它的要害是对“人”概念的虚构，基于它，又派生一系列虚构概想，以建构各种听来美妙的话语以及名不副实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设计与运作，迄今已明显暴露是一条将人类引向生存危机乃至万劫不复的路。而“一多不分”的路，是一条“以道为本”，以人类共同命运为本，以互相关系为本，以共生共赢为本的路，是人类走出不归之路的必然选择之路。

      马克思主义是用革命理论、唯物辩证法、阶级学说、社会现实的经济政治、科学社会主义、唯物历史观的批判话语，分析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经济与政治及其社会组织。而用比较中西哲学文化阐释方法，用“一多二元”与“一多不分”中西两大语义环境互鉴阐释话语，分别讲清西方个人主义意识形态、自由主义故事和中国环境、中国传统的故事，这是属于高端哲学、层次彻底分析，是对马克思主义话语的辅助、强化与补充，其实也是一以贯之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讲述中国故事过程中，它今天应当更是哲学性显示的，与马克思主义话语“一多不分”地结合构成的更深刻、更强大的话语。当今世界同马克思时代相比并无根本改变，私有资本主义问题，社会与世界的基本矛盾，并没有解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想武器及其指导地位必须坚持。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地位前提的加强中西比较哲学阐释话语训练，更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仰在扎实理路基础上的颠扑不破真理性，更能建立信心，推进我们为之而奋斗的伟大理想事业，让中华民族“一多不分”地与世界人类一起，同命运、共呼吸，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自由民主”、人权、平等、现代性、“市场经济”等一系列的一多二元词语，在哲学、比较哲学根上，是一个超级谬误。如果我们还不意识，还不清理以这些词汇构成我们今天的话语，甚至还热衷它所谓的“普世价值”，我们也是在谬误之中，我们不赶快自拔，是一种自杀，谁也帮不了。现在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动向，不少人在热衷、企图做儒学与新自由主义相结合的“学术”，是不光失语，更是明显失去逻辑荒唐事。无需多言，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及新自由主义话语目前在中国空前盛行，马克思主义与回归传统思潮虽有，却不能呈现为强力话语；三种思想潮流激荡构成一种逻辑混乱不已局面。新自由主义处心积虑要搬倒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回归传统思潮不是也发出“以儒代马”杂音。此时建设一个“一多不分”故事、讲通道理的“一多不分”话语体系，更显为一优选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