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9日，中国孔子研究院《安乐哲儒学大家》团队、北京外国语大学东西方关系中心、比较文明与人文交流高等研究院、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及北京中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联合举办了新时代儒学文化国际传播与话语体系建设暨安乐哲“一多不分”思想文化研讨会，北京外国语大学韩震党委书记、北京外国语大学孙有中副校长、国际儒学联合会牛喜平秘书长、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张西平主任、北京师范大学黄会林教授、曲阜中国孔子研究院副研究员路则权代表杨朝明院长在会上致辞。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中央民族大学牟钟鉴教授、国际儒联顾问、首都师范大学王殿卿教授、武汉大学国学院郭齐勇院长、北京外国语大学东西方关系中心田辰山主任、美国格兰谷州立大学大学倪培民教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李晨阳教授、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传播研究院罗军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温海明教授、北京大学杨柳新教授、美国夏威夷大学博士黄田园、北京外国语大学东西方关系中心卞俊峰副主任等二十多位学者对安乐哲“一多不分”思想文化进行了深入探讨，最后，由安乐哲教授进行总结发言。

北京外国语大学作为主办方，韩震书记代表北外进行了发言，他表示，中国是文明古国，但还不是世界性大国。中国应该说是第一次在全球范围内作为一个影响力较大的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安乐哲先生一直研究中国的思想和问题，对中国文化的传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今天在这里举办会议，北外作为举办方，我们感到特别骄傲。

 

牛喜平秘书长指出，安教授是比较注重解决现实问题的哲学家，他把解决中西文化的沟通作为毕生的使命，在这个基础上构建了“角色伦理学”，这应该是儒学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典型案例，给了我们文化建设和传播很多启示：1.该理论比较深刻地分析了西方文化中的个人主义，我们现在的世界这样迷茫，存在这么多问题，根源在哪里？从哲学的角度看，个人主义盛行是重要原因之一，该理论有助于我们从哲学角度观察世界、理解世界。2.第二次启蒙，全球文化秩序等观点很重要，在中国政府的十九大报告和习主席讲话文件中，我们都能隐隐感受到相似观点，可见这些观点是影响社会、影响世界的，具有全球影响性。作为一个西方学者，安教授能打破西方中心论，来研究中国文化，这是难能可贵的。3.安教授对中国文化的动态性进行了深刻阐释，对“一多不分”概念进行了进一步阐述，特点鲜明、突出，用这一理论作为一个哲学方法分析社会问题，很多都可以迎刃而解。4.安教授从中西比较角度，以儒学为主干，指出了过去翻译存在的很多问题和误解，提出“阐述为主、翻译为辅”的思路，解决怎样建立和阐述正确的话语体系的问题。我们现在和北外启动了小语种的翻译，也可按照这个方法去做。

过去，历史上对中国文化传播大部分是传教士进行，真正的哲学家不多，我们的文化传播也存在这个问题：我们中国学者如何给外国人讲中国文化，我觉得语言是很重要的，语言对正确理解和翻译中国文化尤为重要。这条路子还要继续拓宽，使大多数中国学者能掌握文化传播的理论方法，才能改变过去的局面。

 

曲阜中国孔子研究院副研究员路则权代表杨朝明院长进行了发言，他表示，怎样使中国文化走出去？从历史角度结合文化传播。一、对于文化传播，孔子学院和一些传统的传播模式相比，有一定的优势；二、针对“孔子学院没有孔子”的问题，当我在孔子学院工作时才发现，中西在文化层面上相差太远，不在一个层级上。当时有位美国议员在孔子学院与我们交流时说：“你们在我们国家开了那么多孔子学院，为什么不允许我们在你们国家教英语？”我回答说：“如果你们像我们中国的英语教育一样，把汉语教育列入美国教育体系，我们就不需要开设那么多孔子学院了。”可见，中西文化的语言差异导致了沟通和理解困难。翻译对于文化传播的重要意义不可否认，但文化中有很多东西是没法准确翻译的。文化的传播需要汉语国际传播为支撑，虽然孔子学院现在有孔子档案室，但是如果语言不走在前面的话，很难真正使中国文化走出去。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作为这次会议的主办单位，张西平主任表示，今天我们在此举办“新时代儒学文化国际传播与话语体系建设暨安乐哲‘一多不分’思想文化研讨会”，各位专家在这里展开讨论。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一直在做儒学相关研究和工作，我们学校从一个外语学校，逐步发展人文学科，特别是在国家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儒学和中国传统文化交流，是每所高校的使命。

 

黄会林教授表示，我们每年组织一次“中国文化国际传播论坛”。今年9月，我们组织专家奔赴夏威夷大学，和夏威夷大学的专家们开展了为期两天的学术交流。这一次，中方专家感触颇深，认为成果丰厚，夏威夷大学的专家也认为这次会话有相当的学术水平。我们研究院和德国司步英的出版集团签约，长期出版以中国文化传播（ICCC）为主题的英文学术期刊，目前为国际学术领域唯一一本以中国文化国际传播为主题的刊物。安乐哲教授还在我们研究员搭建了学术平台，约请国内外知名专家，促进了我们研究员和国际儒学联合会共同主办的以比较哲学为主题的研讨。

习近平同志接待川普，为什么要邀请他先来故宫？这跟我们的传统文化关联密切。而且，川普说到埃及的文化比我们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习主席很从容地应对到“我们的文化虽然没有埃及文化长久，但是我们的文化是从没垄断的文化，我们是龙的传人”。这些都给我们很多思考。

郭齐勇教授指出，隔膜不仅仅体现在中西文化上，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也有隔膜。对自己文化的传统，当然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自己的文化，不能讲什么就是真的，但现代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隔膜更深些。安老师打破了这个隔膜，他的文化比较是全面的、根本的，他把中国文化整体地加以理解，深入到中国文化内部。

安老师强调的关系和角色，不是重复过去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这种关系，而是在个人主义的现代背景下，儒家伦理能够辅助当代世界的个人主义以什么样的东西。另外，我们批评他时说：“中国哲学也有超越性、终极性、宗教性”，安乐哲教授回应说：“他并不否认这一点，但更强调不利用西方，特别是基督教的框架，来理解中国哲学。”

 

牟钟鉴教授表示，我们学校很重视中华文化研究，近期校方下达文件，依托于我们哲学宗教学院，建立一个“中华文化研究院”。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文化纽带，尤其是儒家思想。可是按照以前的西方学科，有佛教、道教而没有儒家，但儒家是中华文化主导的学说，五十六个民族要凝聚，必须靠儒家学说。因此，我们建立这个学院在中央民族大学有特殊意义，因为中央民族大学是全国唯一一个涵盖五十六个民族学生的大学，是中华民族的缩影。

 

 王殿卿教授指出，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认知有很多误读，但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认识也有很多不准确，特别是用西方视角来解读中国文化，这是很大的误区。所以，不能用西方的理论去套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最重要的是要从一百年来理解中国文化的思维模式中解脱出来，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的思维模式。西方人对我们文化的认识有很多误解，中国不能按照西方的思维理解中国文化。因此，要卸下镣铐来理解中国文化。

特别是中国现在走向世界，中国的外交、企业走向世界，需要新概念、新思维，安乐哲先生的“一多不分”的东西方哲学比较理论和“角色伦理学”通过7年的讲习班培训传播出去，这是很有意义的。理论的普及很重要，一种哲学、一种理论，只有变成老百姓了解和认同的，才是真正发挥了作用。7年的传播实践只是开头，我们希望各个传播学院协力推广这些理论，让海内外了解和接受这些理论，这对中国文化走出去和世界人类文明建设新进展，甚至对构建人类文明共同体，都是很有帮助的，这是一个哲学上的理论变革。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文化自尊”，到“文化自信”，中国人应当是走这样的路，需要理论的支撑。

 

倪培民教授表示，安教授提出的角色伦理学，他把过程伦理学与中国哲学联系起来，他的focus-field的思想，以这个思维方式来理解中国传统的形而上学，他的“一多不分”的思想，他的关于中国理想的秩序是一种美学的秩序的思想，他关于中国哲学表现出的超越性的思想，这些观点引起了普遍和广泛的关注，引起大家热议。通过热议这些问题，中国哲学在当代得到了长足发展。

李晨阳教授指出，中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西方更多强调逻辑性的线性思维方式，中国更多的是一种美学的、网络式的思维方式。

角色伦理学对儒家哲学的解释有很大贡献。儒家学说确实很讲角色伦理，如果没有明确这样讲，儒家很多学说讲不透。所以说把角色伦理明确提出，作为一种系统的表述，是一种很大的贡献。但是我认为这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比如说从角色伦理本身，解决不了为什么有的角色是好的、有的是不好的；为什么我们要定界什么样在一个角色里才是做的好的、怎样算做的不好等问题。我觉得这些问题从角色伦理学本身解决不了，需要结合一个更广义的伦理理论来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借助功利主义、或者康德伦理学、或者德性伦理学，来做辅助性的理论框架，来支持角色伦理学，比如说，如果能给天下人带来更多快乐，这个角色就是好的；或者说我们有一个先天的义务，在这个义务的基础上，什么样的角色是应该的、什么样的角色是不应该的，例如，封建旧社会的角色在现代已经不适合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按照康德的理论，对人的尊重、对人的基本价值的认可，这种角色不应该有，可见借助康德的理论能解释这个问题。借助德性伦理学也可以有一些帮助，从目的论的角度把人定义下来，也可以解决一些问题。当然，也不一定从这些理论角度解决儒家角色伦理学表述和理解上的一些缺陷。

我认为安教授对角色伦理学的表述最有效、最有帮助的是儒家的和生伦理学。这个“和”，不是和稀泥，而是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在和之中有一种紧张的关系，大家在一起能有创造性的发展，从这个角度理解“和生”，可以理解为什么有的角色在当代已经不适应了，应该被淘汰了，为什么在同样的角色里他会比我做得好等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和生伦理学不仅能帮助角色伦理学，而且还把角色伦理学放在一个对社会和世界更完善的理解的大框架中。总的来说，角色伦理学是对儒家学说研究的最新贡献，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希望有更多人参与进来，把角色伦理学做得更好、更完善。

 

罗军教授表示，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看，安教授所做的工作是一个双向的介入，既在英语世界介绍中国的语言文化，也在中国介绍英文的研究成果，同时推进两个语言并行的研究，这应该说是比教学的方法论。第二个介入是非常广泛的、多指向、多向度的对于社会的介入，为社会现实提供了一个解释学的维度和力量。比如说在凤凰卫视做的关于社会秩序的讨论、角色伦理学的讨论等等。安老师并不拒绝哲学与生活、社会、文化，甚至政治间的紧密联系。另外，还有一个介入是纵向的、承先启后的学术流派的创立与传承，不仅是继承了远古的儒家的思想，而且引入了英文世界的经典哲学思想，进行融会贯通并传承给了后辈学者。这样的几个介入可能是安老师学术生涯的一个特点。

另外，安老师的工作在很多方面表现出很强的根本性，探讨非常根本的问题，这可能是因为安老师具有时代的优势，今天的文化和哲学已经全球化到一定程度，发展到一定程度，一些前人遗留的问题在今天这样的文化环境中彰显了出来。而安老师非常敏锐地找到了这些根本的问题，比如说，安老师发现了传教士汉学留给英文世界的一些根本问题，如词汇层面、概念层面的问题，文汇报刊登中也谈到了这样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发现需要大量的积累，同时需要高超的洞察力，而这些正是安老师所具备的。同时，在语言学层面，进行了一些关键的建设。现在，为了把儒家学说讲清楚，不断有学者创建新的解释体系，安老师也在进行一些基础性的工作。还有一个根本性特征是安老师对中国文化一些核心的、不太被外界理解的、深深根植于文化中心的观念性的思想进行开发，尤其是当英语成为国际性工作语言之后，如何对中国文化的核心进行反复的锤炼和表达，也是一个根本性的工作，安老师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这个方面还有很多亟待完善，是一个刚开始的过程。简言之，安老师工作有两个特性，介入性和根本性，可以运用到我们的工作当中。

温海明教授谈了几点对中国哲学界研究的想法和建议。他认为，安老师的这套理论、这套比较哲学的框架，期待能对中国哲学的现状还有文化生态能够有所改变。其中比较明显的是，正如欧美哲学一样有欧中中心主义，我们中国也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希望能有所改变。另外，我们中国哲学界整体上不太认可实用主义作为哲学理论，这方面我也希望有所改变。另外，我们现在建立的夏威夷学派，希望能够继续壮大，影响更多的人，进一步对于当代中国哲学的研究范式的推进有所变化。这个范式不仅对于哲学研究很有意义，对于相关文化，甚至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很有意义，我想更多学者能够借鉴安老师的哲学框架来推进相关研究。还有一个是，我们改革开放40年来，很多方面都取得了相当大成就，但我们的学科分类没有很大变化，虽然学科本身研究状态变了很多，但学科的壁垒、分化、分科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当然，在未来十年中不见得能有很大变化，但我希望安老师的这套理论方法和范式能够推进未来学科间的交流，打破学科间的壁垒。希望他的中西比较哲学的方法能越来越有影响，形成学界研究的基本常识，推进跨学科的研究，推进哲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甚至人工智能、国际关系相关研究。

杨柳新教授表示，我所研究的两个学术范围，一个是马克思哲学，另一个是杜威哲学，这两个哲学家都是批评资本主义，接近孔子学说，他们之间的关系还需要很长时间去参悟。从安老师自己的学术观点中，我也获得很多启发，比如说角色伦理学、“一多不分”。在邀请函中，我看到“角色伦理学”，为什么不是“德行伦理学”，这个字会不会原来是想印“德性伦理学”。我当时想，其实角色伦理学和德行伦理学应该是想通的，就是一种通过角色的行为来实践“德”。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华伦理学可能正是一种“德行伦理学”。

另外，如果要用三个字概括安老师的工作，可能就是夏威夷学派的“夏威夷”，其中“威”作动词理解，就是用华夏的文明来教化不文明，即“夷”。这种教化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华夏需重新恢复对中国文化的记忆。现代的新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讲，经过一百年的历史，已经模糊了这一记忆，在新时代恢复文化自信的时候，这种记忆要恢复。所以“夏威夷”的工作，对中华民族自身来说，是一个复兴华夏文化的过程。对于画外之人，尤其是资本主义、个人主义、天下分裂、生态破坏的现代潮流来说，“夏威夷”是要教化他们。这就是“夏威夷”工作的两个方面。

安老师的“一多不分”，这里面的“一”到底是什么？“一”有多元、和谐之意，这个“一”，也许正是周易乾元和坤元的“元”，这个“元”实际上是散布在“一多”之中，形成“一多不分”。“元”在王夫之的理解中，乾坤是一个元，同体，乾元和坤元都是在说本元，这个本元，在天地生万物，在人中生性，王夫之将其称为“仁”，元就是仁，仁就是元。在人类的多元和谐之中，要以仁义之道来攻多元，使之和谐。

黄田园教授表示，我为什么会对安老师的理论感兴趣呢？因为在十多年前，我们国家已经开始提软实力方面的问题，把自己的文化理念宣传到世界，来创建一个好的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但这时遇到一个很大的难题，就是中国文化在外宣的过程中，比如说讲和谐、礼让、仁爱等观念，如果每次都通过国际关系领域的学者在国际会议上讲，西方学者会认为这就是一个二流的基督教，还不如西方自己的普世价值等理论体系，因此接受度不高，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参赞和领事在实践中也发现了这一问题。后来，我听了安老师的课，完成了博士论文，在里面讲到安老师的理论对于阐释中国哲学是一种革命性的进步，因为它把文化外宣的最大困难解决了，提出了一种新的文化秩序、提出了一种中国方案。从政治学角度看，要想把中国外交说清楚，可能面临两个问题：一个安老师已经解决了，就是用他自己的词汇解释中国文化，还有一个是美国学者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那本书，这也是革命性的一本书，它从历史角度来分析，加上安老师从哲学角度的方法，可对中国文化走出去就有比较好的借鉴。

角色伦理学可反观中国人的为人处世，咱们应该怎么处世呢？根据安老师近年的观点，就是“无限的游戏”，而非“有限的游戏”，即做人不能短视，做事情不能短期交易。过去我们引进了很多西方理念，如市场交际中的理念，在这些理念中人们都是利益最大化、短期化，成本和收益一权衡就赶快做出决定。但角色伦理学强调“无限的游戏”，要看得长远，人与人之间不能只从利益角度，而要看到家庭关系中的和谐状态。如果能把这一理念推广，世界就能变得更加美好。把这一理念引申到政治外交方面，能形成一种很强的影响力。这并非空谈，我在夏威夷接触到一些非洲学者，他们认为中国不只是拿，而且还给，而不是西方长期以来只拿不给。中国从历史上就贯彻这一理念，从郑和下西洋开始，对待周边弱小国家都是厚往薄来，到毛时代都是无偿援助。而最近十多年，用西方的利益最大化理念思考，我们好像觉得这种行为有点不可思议，因此角色伦理学在现代社会中对我们的政治外交理念有很大意义。其实，我们过去的外交风格、为人处世的方式、忠厚的理念，在角色伦理学中都有所体现。这使我们在外交中赢得了非洲等国家的长期尊重和信任。因此，给我们今天的启示是，我们要更加重视这一价值观念，这就是“无限的游戏”，为了一种更加有乐趣的游戏，而非短期的输赢。

 

作为研讨会的落幕，安乐哲教授做总结发言。他指出，今天大家说了很多，也包含了很多情感。在我们互相了解的过程中，我们也建立了情感纽带，这是一种对情感的认识论。听了今天下午大家的发言，让我回忆起了自己18岁时到香港的经历。从我这个角度，我发现了一个很不一样的世界。我对中国产生兴趣的原因，不是来源于书本，而是来源于与老师和同学的相处和交流。道不远人，今天也是如此。五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听着当今所发生的的事情，感受到大家相互交流的乐趣。在《荀子》中，当孔子问他的学生颜回：“‘仁’是什么意思？”颜回说“是‘自爱’”。这个“自爱”不是排他的，我们在与他人交往和与他人的关系中得到成长，我们认识他人，也变成和他们一样的人。我们受他们的影响，变得谦虚。重要的是，安老师说的关于个人主义带给我们的世界很多问题，我们在竞争中其实都是失败者。而儒学不是这样的，儒学虽然不能回答整个世界的问题，但它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解释了我们如何做人、如何治国的问题。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地缘秩序，也需要一种新的文化秩序。我们现在所做的，并非一种工作，而是努力地总结出一种社会智慧。这种社会智慧对于我们后代有很深远意义。这是一项严肃的事业，我呼吁大家一起来加入其中。